最早有人跟我提及过“黄仁宇”这个人名，是有一回在旅游大巴上。我与一位大叔聊历史聊得热火，仗着自己读过的几本历史故事书，怒斥明朝末代统治者的荒腔走板，尤其是万历帝，几十年都不上朝啊！简直昏庸得匪夷所思，有没有大脑啊！
刚上高中的我滔滔不绝，大叔说不过，他欲言又止地挠了半天脑袋，撂下一句：我觉得你可以去读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确实，我从没见过这种写历史的调调。譬如万历帝，在朝臣与爱妃幼子的夹缝中消极怠工了一辈子。他当然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可是，黄仁宇能看到皇帝面对朝臣时的挣扎：要成为明君，只能做一尊完美的典范，淡漠自身的欲望，供百官敬仰，使体制运行，任何个人的兴趣与特征都会阻碍他成为无暇的尧舜之君。
我们熟知的民族英雄戚继光，在当时的朝中人看来，也就是与张居正站一边的一武夫，抵挡倭寇的忠勇，抵不过政治牵连。丝毫不差地遵循儒家理想道德的名臣海瑞，受人尊重，但他施加的政治压力一样无法令社会达到道德完美。朝廷之外的知识分子李贽，离经叛道地传播着自己的思考，结果被官府拉进了牢里……
比起教科书上斩钉截铁定过性，戴上了“某某家”面具的历史人物，黄仁宇这些平淡的叙述自有力量，他淡然勾勒出的人生困境，总能让对历史学不感兴趣的我心有戚戚焉——我好像能了解万历帝的感受，好像能理解朝臣对武夫戚继光的忽视，好像能感觉到海瑞对普通人造成的压力，再大一点，甚至都能体会李贽的离经叛道、痛苦求索。
更令我惊异的是，写出这一切的黄仁宇，曾是一名国民党军人，一大把年纪到了美国才转行读历史。看着他在书里几乎用手术刀把万历帝给解剖了一遍，又把蒋介石与毛泽东都称为“伟人”，用淡然不带情绪的语调分析两人在技术上如何影响了这个国家，我实在好奇：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那时候我还在读中学。记忆中，那些年，这种字句上不带感情的叙述还很少见。我年纪虽小，也已经习惯了慷慨激昂，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但翻开黄仁宇的书，熟悉的叙述公式不再灵光，只有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硬生生地撞过来，仿佛昨天才刚刚发生。
可在遇到黄仁宇的书之前，我从没想过，古人与我们之间尚联通的链接，他们的烦恼与错误，今人都在不断重蹈。我只以为，一切都已经更新换代，古人只是庙中的泥塑，有的被砸碎，有的被塑金，一切都合情合理，天然如此。
很多年后我才想到，大洋彼岸的黄仁宇在故纸堆中追索古人的轨迹时，心中晃动的也许是很久以前自己认识的种种人物的影子。像上世纪上半叶的诸多青年一样，他怀揣报国梦，从军校毕业，以下级军官的身份上了二战的缅甸战场。他近距离见证了盟军取得胜利，见到蒋介石登上个人声誉的最高峰，没几年，又看着整个党国体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坍塌倒地。
也许他就是想解释：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他自然是蒋的忠诚部下，奈何作者自身的爱恨悲仇，并不通往历史的答案。
不论是1587年，还是1945年，在时代风云变幻中的那些人，也许权倾天下，也许独立自由，也许极端，也许保守，也许仍在努力，也许归于绝望，但什么都没有差别。人们在儒家道德的美好图景下寻找能通往幸福的道路，可已经僵化的，是整个陈旧镣重的体系。
合上一本本讲述“大历史观”的著作，我对历史似懂非懂，却好像第一次看到了世界。我的世界再也不像那年在旅游大巴上跟大叔辩论时那样简单直白了，不管在什么背景里，活动着的不再是一个个或端庄或狰狞的泥塑，而是一个个平凡不能逃避自身局限的人，有血有肉，鲜活珍贵。
所以我也突然能看到，地主不大可能是黄世仁那样的，也许反倒更像黄仁宇；乡绅未必是书里描述的狡猾人物，但实打实地是钱钟书的父亲与叔父。新闻里讨伐的坏人物，怎么可能没有人性化的一面呢？与朋友聊天时，我不再习惯性地跟着大家伙七嘴八舌一棍子拍煞某个很不顺眼的人物，却更喜欢一个人思考：是什么让他们这么做？
我有时候会想，黄仁宇老先生是否也曾与常人一样，将世间看得非黑即白，相信道德上的好人坏人能够解释所有事？我读他在缅甸作战时为《大公报》所写的报道，振奋有力直白，不像后来的著作那样仿佛隔着一层纱窗。用黄仁宇自己的话说，当时写稿，“必须强调光明面”。
这种激昂说服不了他自己的心。在缅甸孟拱河谷，年轻的上尉黄仁宇见到了一位被打死的日军军官，有他一样的军衔，相似的年纪，相似的教育背景，身上还带着双语的英文字典，就像是另一个自己。在写给《大公报》的报道中，他为又一位敌人被消灭而欢呼，但内心却被其他事情所触动着：“种种事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出生在黄海的另一边，否则他将和我们在一起，穿我们的制服，吃我们配给的食物。”
每一个生存于乱世中的人，都是被命运之手玩弄的人吧。而对我而言，意识到他们首先是与自己并无不同的“人”，则是所有思考的开始。如果把自己放远，视线范围扩大，又如何能像从前那样，轻易地顺着充满情绪的描述挥洒自己的论断？
很多体会是后来一年年重读书柜里那几本泛黄的小书时领会出来的，但改变也许早就注定——在年少的我打开书摊上那本署着“黄仁宇”三字的书本时，一颗重新启程的种子就已经种下了。
最早有人跟我提及过“黄仁宇”这个人名，是有一回在旅游大巴上。我与一位大叔聊历史聊得热火，仗着自己读过的几本历史故事书，怒斥明朝末代统治者的荒腔走板，尤其是万历帝，几十年都不上朝啊！简直昏庸得匪夷所思，有没有大脑啊！
刚上高中的我滔滔不绝，大叔说不过，他欲言又止地挠了半天脑袋，撂下一句：我觉得你可以去读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确实，我从没见过这种写历史的调调。譬如万历帝，在朝臣与爱妃幼子的夹缝中消极怠工了一辈子。他当然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可是，黄仁宇能看到皇帝面对朝臣时的挣扎：要成为明君，只能做一尊完美的典范，淡漠自身的欲望，供百官敬仰，使体制运行，任何个人的兴趣与特征都会阻碍他成为无暇的尧舜之君。
我们熟知的民族英雄戚继光，在当时的朝中人看来，也就是与张居正站一边的一武夫，抵挡倭寇的忠勇，抵不过政治牵连。丝毫不差地遵循儒家理想道德的名臣海瑞，受人尊重，但他施加的政治压力一样无法令社会达到道德完美。朝廷之外的知识分子李贽，离经叛道地传播着自己的思考，结果被官府拉进了牢里……
比起教科书上斩钉截铁定过性，戴上了“某某家”面具的历史人物，黄仁宇这些平淡的叙述自有力量，他淡然勾勒出的人生困境，总能让对历史学不感兴趣的我心有戚戚焉——我好像能了解万历帝的感受，好像能理解朝臣对武夫戚继光的忽视，好像能感觉到海瑞对普通人造成的压力，再大一点，甚至都能体会李贽的离经叛道、痛苦求索。
更令我惊异的是，写出这一切的黄仁宇，曾是一名国民党军人，一大把年纪到了美国才转行读历史。看着他在书里几乎用手术刀把万历帝给解剖了一遍，又把蒋介石与毛泽东都称为“伟人”，用淡然不带情绪的语调分析两人在技术上如何影响了这个国家，我实在好奇：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那时候我还在读中学。记忆中，那些年，这种字句上不带感情的叙述还很少见。我年纪虽小，也已经习惯了慷慨激昂，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但翻开黄仁宇的书，熟悉的叙述公式不再灵光，只有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硬生生地撞过来，仿佛昨天才刚刚发生。
可在遇到黄仁宇的书之前，我从没想过，古人与我们之间尚联通的链接，他们的烦恼与错误，今人都在不断重蹈。我只以为，一切都已经更新换代，古人只是庙中的泥塑，有的被砸碎，有的被塑金，一切都合情合理，天然如此。
很多年后我才想到，大洋彼岸的黄仁宇在故纸堆中追索古人的轨迹时，心中晃动的也许是很久以前自己认识的种种人物的影子。像上世纪上半叶的诸多青年一样，他怀揣报国梦，从军校毕业，以下级军官的身份上了二战的缅甸战场。他近距离见证了盟军取得胜利，见到蒋介石登上个人声誉的最高峰，没几年，又看着整个党国体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坍塌倒地。
也许他就是想解释：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他自然是蒋的忠诚部下，奈何作者自身的爱恨悲仇，并不通往历史的答案。
不论是1587年，还是1945年，在时代风云变幻中的那些人，也许权倾天下，也许独立自由，也许极端，也许保守，也许仍在努力，也许归于绝望，但什么都没有差别。人们在儒家道德的美好图景下寻找能通往幸福的道路，可已经僵化的，是整个陈旧镣重的体系。
合上一本本讲述“大历史观”的著作，我对历史似懂非懂，却好像第一次看到了世界。我的世界再也不像那年在旅游大巴上跟大叔辩论时那样简单直白了，不管在什么背景里，活动着的不再是一个个或端庄或狰狞的泥塑，而是一个个平凡不能逃避自身局限的人，有血有肉，鲜活珍贵。
所以我也突然能看到，地主不大可能是黄世仁那样的，也许反倒更像黄仁宇；乡绅未必是书里描述的狡猾人物，但实打实地是钱钟书的父亲与叔父。新闻里讨伐的坏人物，怎么可能没有人性化的一面呢？与朋友聊天时，我不再习惯性地跟着大家伙七嘴八舌一棍子拍煞某个很不顺眼的人物，却更喜欢一个人思考：是什么让他们这么做？
我有时候会想，黄仁宇老先生是否也曾与常人一样，将世间看得非黑即白，相信道德上的好人坏人能够解释所有事？我读他在缅甸作战时为《大公报》所写的报道，振奋有力直白，不像后来的著作那样仿佛隔着一层纱窗。用黄仁宇自己的话说，当时写稿，“必须强调光明面”。
这种激昂说服不了他自己的心。在缅甸孟拱河谷，年轻的上尉黄仁宇见到了一位被打死的日军军官，有他一样的军衔，相似的年纪，相似的教育背景，身上还带着双语的英文字典，就像是另一个自己。在写给《大公报》的报道中，他为又一位敌人被消灭而欢呼，但内心却被其他事情所触动着：“种种事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出生在黄海的另一边，否则他将和我们在一起，穿我们的制服，吃我们配给的食物。”
每一个生存于乱世中的人，都是被命运之手玩弄的人吧。而对我而言，意识到他们首先是与自己并无不同的“人”，则是所有思考的开始。如果把自己放远，视线范围扩大，又如何能像从前那样，轻易地顺着充满情绪的描述挥洒自己的论断？
很多体会是后来一年年重读书柜里那几本泛黄的小书时领会出来的，但改变也许早就注定——在年少的我打开书摊上那本署着“黄仁宇”三字的书本时，一颗重新启程的种子就已经种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