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美国学者浦安迪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书中以比较文学的方法分析了《金瓶梅》《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四部作品，尤以挖掘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为主，而其中最突出的共同点便是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反讽意味。以下是对这本富含逻辑的论文体著述所作的读书总结。
在《金瓶梅》中，对某个人物举止行为的描绘往往映照了另一个人物的性格。比如潘金莲和李瓶儿，两人的形貌举止和性格品行截然相反。潘金莲黝黑、丰满，李瓶儿苍白、纤弱；潘金莲盛气凌人、敢作敢为，李瓶儿隐忍随和、意志薄弱。虽然两者性格悬殊，但仍有许多共同之处：二人都是以“回头人”的身份进入西门庆家；都为了与西门庆通奸而直接或间接杀死了前夫；她们进入西门庆家初期都受到西门庆的冷遇；两人都被叫做“六娘”或“六姐”。小说中出现的这一类既相像、又不相像，既对称、又对立的配对式人物还有很多，如王六儿和叶氏、桂姐和郑爱月等。这些人物形象交错互映，以其相似性或对比性达到反讽的效果。
《金瓶梅》里的花园映照西门庆短暂而荒唐的一生，西门庆一生的盛衰和花园的兴废同步进行。花园的兴建与他那些妻妾先后进入家门的过程是完全配合的，李瓶儿过门之日就是这座花园建成举行庆典之时。西门庆在生活和官场上的情况不断反映在与花园有关的情景和场面里，而随着西门庆的殒命，花园便破败荒芜了。从花团锦簇到油尽灯枯，从妻妾成群到家业凋零，反讽隐藏在细针密线的叙述中，在富有象征性的意象里感受到“暴发式”人生的大起大落。当初有多繁盛，最后就有多荒凉。
《金瓶梅》是一部意存模仿戏谑的著作，是修身理想的反面倒映。小说的叙述重心偏重于肉体，而非心灵的体验，书中人物的心灵似乎都是空的。这些空心人在一个浓缩了大千世界的小天地里声色犬马，最后仍归于空虚。
看似真实的人生历程和虚妄的空的幻像，有点“辩证法”的味道，而这“色”与“空”的辩证法，在《西游记》里表现得更为充分。
《西游记》中的反讽锋芒既触及很轻松之处，也涉及极深沉的领域，从即兴的玩笑和戏谑一直到严正的寓意框架。小说用反讽来削弱传统人物的因袭意义，着意揭露传统英雄人物的天性弱点，如玄奘的无能和胆怯，孙悟空的急性子，猪八戒的懒散，以及悟空和八戒的有害竞争等。取经队伍中的不和，有时几乎导致队伍解体或中断取经进程。在某些暴露内在脆弱性的事件描述中，反讽几乎成了挖苦。
取经的历程仿佛是一场寓言式的旅程，有某种兜圈子的感觉，似乎总在跋涉同样的山水，经受同样的外界或内心磨难，当到达终点时，传达出的是一种肤浅的大功告成之感，这刻意追求的终局却如同一个假象。
小说中最后一个反讽是“无字真经”，它揭示了《西游记》的主题——西行的终极目标并不在于得到道路尽头的可疑经卷，而在于漫漫长路本身。至于拒不给经卷的这一点睛之笔，只有小说中才有，之前的诗话或杂剧都是凯旋式结局，因此这一情节改动亦是贬损取经之行的又一反讽笔法。
无字真经是空的，悟空，悟空，悟也是空的。在“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圈子里兜个来回，方知区分色与空原本就是一个空幻。
《水浒传》是对传统的故事资料作了深入反讽的作品，小说对民间传统英雄人物的描写处理与早期的通俗故事有较大差异。小说有时以轻松的笔触对人物进行嘲讽，例如“吴用”这个名字在早先的故事中并未有过，之前他叫吴加亮或吴学究，而在小说中却叫“无用”。在对武松、李逵和宋江等人的描写上，小说揭示了他们的阴暗面。对武松阴暗面最有力的描写便是“血溅鸳鸯楼”一回，武松狂暴地滥杀无辜奴婢，这已经超出了复仇的范围，而成为一种残酷屠杀的暴行。李逵身上的反面气质显露得更早，也更突出，其中不可饶恕的例子是他残忍地劈死朱仝监护下的小孩子。李逵这个形象总是与摧毁一切的冲动连在一起，动辄挥动双斧砍将出去，完全不顾无辜之人的死活。至于宋江，或许“及时雨”这个名号讽刺了他“动辄流泪”的癖性。他把扈三娘送给矮脚虎的举动令人厌恶，他攻打祝家庄的战役完全看不出所谓正义，他施展权术攫取梁山头把交椅的一系列举动伪善而做作，他强迫别人入伙的方式绝情而毒辣。将小说与之前的通俗故事素材作一对比就会发现，小说填补或改写的段落都增添了一层反讽意味的润色。
《水浒传》应用了人物配对原理，用“背面铺粉法”突出人物形象，如宋江和李逵、卢俊义和燕青、杨雄和石秀等。宋江和李逵的关系若即若离，李逵是宋江爬上梁山泊头把交椅的外在推手或替身，李逵对宋江忠心耿耿，但也时有顶撞。而宋江对李逵则爱恨交织，他最后让李逵和自己同赴黄泉，与其说是出于结义兄弟同生共死的情意，不如说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与杨雄和石秀、卢俊义和燕青间那种坚贞不渝的真挚友情相比，宋江和李逵之间那种并不太纯真的友情便显得黯然失色了。
《水浒传》里除了那些带有阴暗面的英雄，还塑造了一些正面英雄形象，如杨志、秦明、朱仝、关胜、呼延灼、卢俊义、燕青等。这些不失英雄本色的好汉被“逼上梁山”往往是因为梁山的劫持或谋害，这种招揽英雄的手段给所谓梁山聚义涂上了强烈的反讽色彩。
另外，《水浒传》的字里行间也隐含着万事皆空的意蕴。从开篇诗引出宏大架构，到最后梁山好汉或死或散，喧嚣尘世的啸聚和离散仿佛只是梦一场。
《三国演义》里的主人公形象与通俗故事和戏曲中的简单化英雄脸谱在细节处理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小说既十分同情这些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又想摆出一副正史的客观面孔，这种模棱两可的立场就出现了贯穿作品首尾的反讽影射。
小说对主要人物某一方面的特征往往刻画的有些“过”，这种过分渲染恰恰体现出一种反讽的情调。例如对关羽的义气、张飞的莽撞、刘备的仁义、诸葛亮的智谋，不是写得不够，而是写得过了头。
小说中的关羽并没有民间传说中那种天神本相，他后来成为庙堂众神之一这件事很难在小说中找到答案，这是对原始素材以批评的眼光刻意进行修改的极好示例。小说并没有夸张他的身材和武艺，倒是着意描写他的刚愎自用和傲慢自矜。张飞在小说中的形象和在民间的通俗形象偏差最大，小说并不是从正面挖掘他的英雄气概，而是试图探讨他性格上的固有局限性。张飞对其他英雄人物经常充满敌意，很少有兄弟情谊。他被刺杀致死与醉后狂暴挂钩，是意味深长的一笔。刘备在民间意象里基本上是一副圣君模样，而在小说的众多情节里，他却总是优柔寡断、经常败北，并且貌似无奈其实不断地在攫取权力。小说对刘备的描述过分突出仁义，他常在自以为义的事情上刚愎任性，所以反而颠倒了理想美德，既害了别人，也害了事业。小说对诸葛亮的辉煌形象过分突出，于是反讽意味便流露出来，显得“多智而近妖”了。
另外，曹操和刘备也形成了具有反讽意味的对比。两人面对失败的态度截然不同，刘备动辄痛哭流涕、灰心丧气，曹操则哈哈大笑、重整旗鼓。刘备虽然显得很不情愿但最终还是黄袍加身，曹操则信守不觊觎皇位的诺言，让后代来实现这一愿望。刘备矫揉造作，心口不一，曹操则直言不讳、心口如一。于是，民间印象里的大反派曹操虽然不离“奸”的属性，而“雄”这一出众才干却得到了更充分地展现。
尽管《三国演义》比其他三部小说更多着眼于史实，但它同样探索了“空”这一概念。从卷首的“是非成败转头空”到卷末的“后人凭吊空牢骚”，以“空”字起，以“空”字结，曾经的轰轰烈烈，更加深了结尾的失落感。
四大奇书的核心修辞特点都是在改造传统故事素材时注入反讽内容。《金瓶梅》的反讽主要是以讽刺反话的形式出现。《西游记》则以一种怀疑取经使命的严肃性为开端，又以与其声称的救世论截然不同的超度观念为终局的影射手法，对表面意象和说教高论进行反讽。《水浒传》的反讽层面产生于对英雄神话和老套人物的贬损。《三国演义》的反讽效果体现在种种理想化的朝政纲纪概念与乱世的政治和军事现实之间存在的明显脱节上面。
四大奇书显示出某种共性，它们都宣扬了个人能量有限这一观点，涉及了虚空问题。它们反复强调人力渺小，事多徒劳，因而常兴天地茫茫、万事俱空之叹，这使得四部小说各自的整体写实架构最终都属一场烟花春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