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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百科  ›  朱由检
李自成 袁崇焕 魏忠贤 明朝 崇祯帝
骑白马的包子
2 年前
），字德约 ， 明朝 第十六位皇帝（1627年－1644年在位），明光宗 朱常洛 第五子，明熹宗 朱由校 异母弟，母为 孝纯皇后 刘氏。年号 崇祯 ，通称“崇祯帝”。
天启二年（1622年），朱由检受封信王。五年后，熹宗无嗣而崩，朱由检奉遗诏继承皇位，改元崇祯。他即位之初，就铲除了权宦 魏忠贤 及其党羽（ 阉党 ），勤于政事，厉行节俭，力图实现明王朝的“中兴”。他任用 袁崇焕 对付割据辽东的 后金 政权，后金不但没有削弱，还于崇祯二年（1629年）冬攻入塞内，包围北京，虽然撤离，但此后五次入塞劫掠，并陆续攻克 山海关 外的大凌河、松山、锦州等明军据点。明朝陕西和河南等地连年天灾，引发 明末农民起义 ，明廷剿抚失宜，导致其中的 李自成 、 张献忠 两部坐大。朱由检频繁更换内阁辅臣，先后诛戮袁崇焕等18名封疆大吏，并起用 洪承畴 、 杨嗣昌 、 卢象升 、 孙传庭 等解决内忧外患，但终归失败。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兵临北京，朱由检自缢于煤山（今 景山 ）。 清军入关 后，为他上庙号怀宗（后取消），谥号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端皇帝（后改愍皇帝），葬于 思陵 。 南明 弘光政权 上庙号思宗（后改毅宗），谥号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 隆武政权 改庙号为威宗。
朱由检自谓“朕非亡国之君”，将亡国归咎于“诸臣误朕”，后世亦不乏对他的同情与肯定。然而也有观点认为，朱由检志大才疏，存在刚愎自用、急躁多疑等性格缺陷，对明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4]
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611年2月6日），朱由检生于北京 紫禁城 慈庆宫 ，是当时的皇太子 朱常洛 的第五子。 [11-12] 他的母亲淑女刘氏（ 孝纯皇后 ）不受宠，朱由检五岁那年，刘氏在受到朱常洛的责骂后死去。朱由检便由 李选侍 （西李，后封康妃）抚养。不久，李选侍生下皇女，无暇抚养朱由检，朱由检便改由另一名 李选侍 （东李，后封庄妃）抚养（一说 移宫案 后由东李抚养）。 [13-14]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有个叫 张差 的人手持木梃闯入朱常洛的居所慈庆宫，很快就被制服，是为 梃击案 。出身 东林党 的官员们认为这是 郑贵妃 在背后指使，张差在受到三法司审问时也供认是受郑贵妃的宦官庞保、刘成指使进宫。在群臣的一再施压下，多年深居宫中、不见群臣的明神宗 朱翊钧 为了堵住东林党之口，于五月二十八日早晨亲自到慈宁宫祭拜 孝定李太后 ，接着与朱常洛一起召见大臣，并将三名皇孙（ 朱由校 、 朱由楫 、朱由检）和一名皇孙女从左右阶下引到石级上来，令群臣熟视，以表明自己绝无易储之意。在这次召见上，朱翊钧还将擅自出班发言“皇上极慈爱、太子极仁孝”的御史 刘光复 当众拿下，施以 廷杖 。随后，梃击案以处死张差、庞保、刘成三人告一段落。 这次召见也是朱由检第一次公开亮相，据说他当了皇帝后召见群臣时要求锦衣卫随时准备拿人就来源于这次童年经历。

朱由检 册为信王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由检的祖父朱翊钧、父亲朱常洛相继去世，兄长朱由校即位。朱由检作为朱由校唯一在世的弟弟，于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二十二日被册封为信王。 但朱由检并未立即出阁，而是住在紫禁城慈庆宫后面的勖勤宫。
少年时代的朱由检喜欢读书，而且不苟言笑，常常静心养神、正襟危坐，衣冠不整就不见内侍。有陪读的内侍不敢读出声，他就厉声呵斥道：“读书是好事，倒害羞；若唱曲儿，倒不害羞耶？” [18-19] 明代皇子出阁前没有专门的师傅，因此朱由检遇到不懂的字时，就自行查阅《 洪武正韵 》《海篇直音》及《韵小补》等书。 他并非深居简出，时常微服私访北京市集，购买物品，体察民情，因此对物价一清二楚，即位后亦多次戳破采购宦官说高价钱的谎言。 [21-23]
天启五年（1625年）十一月十二日，朱由校下诏为信王挑选王妃 ，翌年四月开始在北京动工兴建信王府。 天启六年（1626年）五月十九日，礼部奏报顺天府五城两县（大兴、宛平）共有七十七名处女等待挑选。 六月二十一日，主持择妃的 张皇后 以大兴县民 周奎 之女“丰容端丽”而选其为信王妃。 [27-28] 经钦天监选出吉日，朱由检于天启六年（1626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卯时搬移出宫，十二月初八日（一说十二月初十日）午时行 冠礼 ，十二月十六日辰时 纳征 发册，十二月二十一日卯时 安床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二十七日卯时 开面 ，二月初三日卯时出府迎亲成婚。 [29-30] 四月，朱由校考虑在京城新修一座信王府，但内官监太监 李永贞 请求修理京城的惠王府，以备信王居住。可能是鉴于国库乏困，加上瑞王、惠王、桂王前往藩国的花费，朱由校批准其请。 [31-33] 由于李永贞中饱私囊，信王府的建筑与器具都极为简陋。
在朱由检是信王的期间，明朝内外局势风云诡谲。朱由校的亲信宦官 魏忠贤 联合朝中齐、楚、浙等朋党击垮东林党，掌控朝政。外部面临后金崛起的威胁，虽然后金在 宁远 被 袁崇焕 阻挡西进步伐，但边防仍然吃紧。西南则爆发了 奢安之乱 ，可谓四郊多垒。朱由检作为藩王，不能参与政事，但也不得不小心自保。在魏忠贤的阻挠下，他与朱由校见面的机会极少，即使见了面也几乎说不上话。 [407] 他还差点卷入魏忠贤的阴谋。据说当时魏忠贤曾派一名刺客暗杀张皇后，被朱由校发现后移送厂卫审办，主管东厂的魏忠贤打算利用这名刺客来诬陷张皇后之父张国纪“谋立信王”，从而废皇后、兴大狱，但他的同党 王体乾 却认为朱由校对张皇后和朱由检感情很深，此举不会成功，因而魏忠贤杀了这名刺客以灭口，并未波及朱由检。 朱由检对宦官弄权的弊端都看在眼里，他读史读到 十常侍 、 董卓 、 曹操 等擅权时，都会“抚卷切齿”。他尤其痛恨魏忠贤专权，感慨“皇兄过忠厚，为（魏忠贤）所欺耳”。但是，他从不表露对魏忠贤的厌恶，魏忠贤见了他也面有惧色，并常派自己的党羽给朱由检送一些 非时 花果，朱由检表面上以厚赏回报，但不仅不喜欢这些花果，还趁机暗中记住了魏忠贤的党羽。 对于边境局势，他也多有关心。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朱由校赐给他景王府所属的 宝坻 等县及 塌河 地租银六千三百两，他立即上疏，以“边境多虞，军需告匮”为由请求将这些地租银两还给国库，以补边防之需。朱由校被朱由检能为国分忧的至诚之心所感动，收回成命，以遂其愿。但随即将汝王、福王所留地租赐予朱由检，以便充作养赡之用，并展现他的“亲亲至意”，朱由检再次辞去。 [38-39]
朱由检出宫居住后，每年获得米三千石、钞一万贯，等待就藩（前往封地）。 但到了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朱由校病入膏肓，没有留下任何子嗣。八月十一日，朱由校召皇五弟信王朱由检入宫。朱由校躺在病榻上，对朱由检说：“吾弟当为尧舜。”朱由检恐惧万分，说：“陛下为此言，臣应万死！”朱由校接着嘱托他善待张皇后与信用魏忠贤，朱由检更加恐惧，请求出宫。 朱由校表示自己在召见朱由检以后“朕心甚悦，体觉稍安”。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 申时 ，朱由校驾崩于 乾清宫 。魏忠贤哭得眼睛都肿了，并与党羽商量对策。据说魏忠贤打算自立，被兵部尚书 崔呈秀 劝阻，另有人提议令宫妃假称怀有身孕，而将 魏良卿 之子领入宫中，接替皇位，由魏忠贤辅佐，就像“新莽之于 孺子婴 ”那样。魏忠贤以为言之有理，便派人婉言暗示张皇后，被张皇后拒绝。魏忠贤得知张皇后的严正态度，也无可奈何，不再强迫她，只好派亲信宦官 涂文辅 、 王朝辅 接朱由检入宫。 同时，由内阁起草遗诏，内称“皇五弟信王聪明夙著，仁孝性成，爰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丕绍伦序，即皇帝位”。 在张皇后的告诫下，朱由检自带麦饭入宫，不吃宫中食物，对宫中的一切保持高度警惕。 到了夜晚，朱由检秉烛独坐，偶然看见一名小宦官持剑而过，立即叫到跟前，索要其剑，详加审视，许诺将给他赏赐，并将剑留在自己桌上。当听到宫中巡夜者击打木梆的声音，他起身前往慰劳，并回头问左右侍从如何赐酒食，侍从回答说由 光禄寺 负责，于是，朱由检下 令旨 让光禄寺准备酒食，赐给宫中值班巡夜之人，一时欢声如潮。对于魏忠贤，朱由检也“屡赐温词，曲加慰劳”，以安其心。 经过文武百官三次劝进，朱由检于八月二十四日穿上 衮冕 ，祭告天地，即皇帝位于 皇极殿 （一说中极殿），改元 崇祯 ，在登基大典时突发天雷之声（一说不是天鸣而是御马齐鸣）。 [45-46]
朱由检即位后，“总揽权纲，天下想望太平” ，而他完成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铲除魏忠贤及依附他的“阉党”集团。朱由检即位之初，仍像朱由校那样对待魏忠贤及其党羽，该赏赐的照样赏赐，该封官的照样封官。魏忠贤反而感到不安，便对出身信王府宦官的司礼监秉笔太监 徐应元 毕恭毕敬，馈赠珍奇异宝，结为兄弟 ，并在九月初一日上书乞求辞去东厂提督之职，借以试探虚实。结果，朱由检不仅没有批准，而且还好言相劝，慰留一番。 过了两天，朱由检准许魏忠贤的对食 奉圣夫人 客氏出宫到私人宅第居住。魏忠贤上书乞请免去户部丧礼香蜡三万金，朱由检立即表示同意。 初四日，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请求辞职，朱由检不允。 九月二十五日，魏忠贤上书乞请停止为其建立生祠，朱由检批准以前生祠保留如故，不再新修 ，又夸魏忠贤“有功不居，更见劳谦之美”。 十月，朱由检又以“赞襄典礼”（协助完成登基大典）和东江战功（ 毛文龙 在 丁卯之役 中的战功）为名给魏忠贤、王体乾等荫官（给予其家属锦衣卫官职）。通过对魏忠贤、王体乾及其党羽的恩荫赏赐，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他们的疑虑，也麻痹了他们。 [54-55]
铲除魏忠贤的行动始于“阉党”内讧。九月十六日，“阉党”成员南京通政使 杨所修 参劾崔呈秀等，朱由检反而“责其 轻诋 ” ；十月十四、十九日，另一“阉党”成员云南道御史 杨维垣 两度参劾崔呈秀各种罪状。 [57-58] 崔呈秀内心不安，请求回家守制，朱由检在十月二十一日批准其请。 崔呈秀倒台之后，魏忠贤成为下一个被弹劾的对象。自十月二十三日以来，陆澄源、钱元悫、 钱嘉征 等陆续弹劾弹劾魏忠贤罪状 ，尤以贡生钱嘉征言辞最激烈，列举了“并帝”“蔑后”“弄兵”“无二祖列宗”“克削藩封”“无圣”“滥爵”“掩边功”“朘民”“通同关节”十条“滔天之罪”。 魏忠贤得知此疏，在朱由检面前痛哭流涕，连呼冤枉。朱由检不为所动，命内侍当廷诵读钱嘉征奏疏，让魏忠贤亲耳聆听，魏忠贤“震恐丧魄”。 之后，魏忠贤以身体不适为由，请求辞职。徐应元本起于信王府，与魏忠贤相互勾结，但见魏忠贤将要失势，也请求养病，朱由检顺势批准魏忠贤、徐应元回家养病。 十一月初一日，朱由检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正式下旨将魏忠贤之罪昭告于世，贬魏忠贤至凤阳祖陵管理香火，客氏送至浣衣局收管。 魏忠贤出京时，带着大量随从，威风不减。十一月初四日，朱由检以魏忠贤“将素畜亡命之徒，身带凶刃，不胜其数，环拥随护，势若叛然”为由，下令将其逮捕至京。 行至 阜城 的魏忠贤从“阉党”成员李朝钦那里提前得知这个旨意，两人痛饮一番后双双自缢。 客氏被杖杀，崔呈秀亦自缢。其后，朱由检召回各地镇守太监，平反天启末年迫害东林党的冤狱，毁《 三朝要典 》，定“ 钦定逆案 ”，将魏忠贤等255人定为“逆党”，魏忠贤和客氏被凌迟戮尸，其党羽或处死，或削籍，或充军，从而实现了拨乱反正。时人评论此举“不动声色，潜移默夺，非天纵英武，何以有此”。 朱由检剪除魏忠贤后，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力图挽回明朝的衰落，实现中兴之伟业。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十二日，他训诫群臣，称在阉党垮台、“职掌还之各司”之后，群臣务必“致忠竭节”，洗刷积弊，以“为国节财，为民择吏”为要，同时“一切奏议有关国计者，遵我祖宗成法，不得妄议纷更”。 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勤于政事。他始终坚持 经筵 与日讲，不仅学习儒家经典，也作为听取讲官意见、与朝臣讨论时事的一个重要渠道，即使“边报纷纭”，经筵、日讲依然如故，甚至更加“精勤”。 朱由检每天“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宫中从无宴乐之事。 他不仅坚持 常朝 ，而且除了盛暑严寒之外，都会去 文华殿 召见重臣，讨论政事。 他从未懈怠于批阅奏章，往往“批阅至 丙夜 不休”，甚至还在半夜下达圣旨。 [71-72] 朱由检不仅在明朝皇帝中以勤勉著称，甚至被臣下誉为“汉、唐以来良所稀见”。
在朝堂之内，崇祯初年的几位依附魏忠贤的阁臣 黄立极 、 施凤来 等相继被弹劾而去职，朱由检以“ 枚卜 ”（抽签）的方式挑选新阁臣。他在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召集大臣和科道官到乾清宫，先拜天祈祷上苍保佑，再将推荐的阁臣姓名一一写出，装入金瓯之中．然后用筷子挟出。先挟出 钱龙锡 、 李标 、 来宗道 、 杨景辰 四人。群臣纷纷说时局艰难，请扩大阁臣数额，于是朱由检挟出 周道登 、 刘鸿训 二人。 此六人就一并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以李标为内阁首辅。因来宗道、杨景辰曾名列《三朝要典》副总裁，故在半年后毁《三朝要典》之际去职。崇祯元年（1628年）十一月，刘鸿训因处置兵变令朱由检不满意而去职，老臣 韩爌 入为首辅。李标、钱龙锡等仍在内阁。韩爌、李标、钱龙锡均属“东林党”派系的人物，他们积极协助朱由检定“钦定逆案”，恢复天启朝被迫害的东林党人的名誉。因此他们主持的内阁号称“东林内阁”，从而形成了“东林大盛”的局面。 另一方面，朱由检亦留下礼部尚书 温体仁 、礼部右侍郎 周延儒 、吏部尚书 王永光 、兵部侍郎 申用懋 等非东林党的官员，以制衡东林党的势力，这四人被东林党称为“四凶”。
在朝堂之外，崇祯初年最大的难题是收复被后金占据的辽东。朱由检将这一重任交给了曾在天启末年相继取得 宁远大捷 和 宁锦大捷 的原任辽东巡抚 袁崇焕 。袁崇焕此前因私下议和与不救锦州而被弹劾，不得已辞职返乡。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十九日，朱由检就起用袁崇焕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管兵部添设右侍郎事。 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初三日，朱由检以袁崇焕取代 王之臣 ，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 七月十四日，朱由检在平台（今 保和殿 居中向后的云台门一带）当着群臣的面召见袁崇焕，袁崇焕提出了“五年平辽”的目标，并请求朱由检授予他便宜行事之权，朱由检大喜过望，表示：“五年灭奴，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钱龙锡等四名阁臣亦称赞袁崇焕是“奇男子”。随后，袁崇焕又请求吏部和兵部的用人、户部的转饷、工部的制造都要配合自己，也不可听信谗言，朱由检亦一一应允，指示各部尚书配合袁崇焕，允诺不听信任何谗言，又赐给袁崇焕 尚方宝剑 ，随后袁崇焕前往关外前线。
袁崇焕到任后，整顿防务，委任 祖大寿 守锦州、 何可纲 守宁远、 赵率教 守山海关，对外联络明朝藩属哈剌慎朵颜三十六家（原 朵颜卫 ），开市给赏，加以安抚。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初五日，袁崇焕以先斩后奏的方式杀东江总兵毛文龙于 双岛 ，接着上疏请罪。朱由检起初得知毛文龙被杀，感到十分震惊，转而觉得毛文龙已死，不能复生，而对袁崇焕的“五年平辽”仍抱希望，所以非但不加责备，反而“ 优旨 褒答”。 同年十月下旬，后金大汗 皇太极 在西征蒙古途中决定掉头攻打明朝，兵分三路突破大安口等处长城关隘，山海关总兵赵率教战死于 遵化 ，袁崇焕率关宁军从宁远回防 蓟州镇 ，亦堵截失败，后金军于十一月二十日兵临北京城下，是为 己巳之变 。袁崇焕率军救援北京，在 广渠门 外与后金军激战，迫使后金军退却。 十一月二十三日，朱由检在平台召见袁崇焕、 满桂 、 黑云龙 等将领及兵部尚书申用懋等。袁崇焕穿着青衣玄帽入宫，强调形势严峻，朱由检“慰谕久之”，袁崇焕又请率兵入城，朱由检不许，赐给他貂裘和银盔甲后结束这次召见。 大约与此同时，温体仁已上密疏弹劾袁崇焕通敌 ，据说皇太极也使用了反间计，让被俘的明朝太监听到汉人将领 鲍承先 、 高鸿中 等谈论袁崇焕里通后金之事，然后放回北京（ 关于朱由检是否中计，参见“人物争议-中反间计”目录 ）。 [84-85] 十二月初一日，朱由检再次召见袁崇焕及满桂、祖大寿等时，就斥责袁崇焕：“尔擅杀大帅，以至今日。今又不能捍患御侮，则平日恢复之言何在？”命锦衣卫将他逮捕入狱。 [86-87] 同时，朱由检派 孙承宗 安抚东奔的关宁军，并以 梁廷栋 、满桂分别为文武经略，替代袁崇焕。十二月十七日，朱由检命满桂出击 永定门 外的皇太极大军，反遭重创，满桂阵亡。皇太极亦意识到拿不下北京，便在留下表达议和之意的书信后及时撤军，崇祯三年（1630年）二月十六日从董家口出塞。 己巳之变是继 庚戌之变 后明朝京畿所受到的又一次重大威胁，朱由检追究有关官员的责任，兵部尚书 王洽 死于狱中，蓟辽总督 刘策 、山西巡抚 耿如杞 、总兵张士显等文武大员被杀。八月十六日，朱由检数落袁崇焕“托付不效、专恃欺隐”以及给哈剌慎卖粮从而间接支援后金、图谋议和、纵敌不战、遣散援兵等罪状，将他 凌迟处死 。 袁崇焕获罪后，先前支持过他的钱龙锡、韩爌遭到史𡎊、高捷等亲温体仁的言官弹劾，相继去职，李标、 成基命 虽继任首辅，亦不能久安于位，先后辞任。东林党的势力一落千丈，周延儒、温体仁入阁主政。
崇祯年间， 小冰河期 进入比较严重的阶段，引发灾荒频繁、粮食歉收，西北和中原受灾尤甚。 [148] 而田赋加派依然不减，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崇祯元年（1628年），遭受大旱的陕西 澄城 爆发 王二起义 ，他们杀死知县、啸聚山林，拉开 明末农民战争 的序幕。陕西各地走投无路的农民与边镇逃兵、被裁撤的驿卒等合流，纷纷揭竿而起。这些起义者各自为战、流动性强，所以被统治阶级称为“流寇”。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朱由检任命 杨鹤 为 陕西三边总督 ，接替已故的 武之望 ，负责处理陕西民变。朱由检对于民变采取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方针，指出：“秦贼蔓延，虽因无岁，总由贪官 债帅 不恤军民，恣行剥削，以致转徙为盗。自今边方文武，俱宜 遴才 选补，不得听人规避，徒取备员。其官兵分合事宜，兵部密行督抚，相机剿灭。” 杨鹤贯彻朱由检的这种方针，陆续招安了一批起义者，其中最大的成果是崇祯四年（1631年）招安 神一魁 。但由于根本的社会矛盾没有解决，所以许多起义者在接受招安后因得不到有效安置而重新起义，神一魁就不到一个月即“复叛”。朱由检闻讯震怒，于九月二十三日下令逮捕杨鹤，将他遣戍 袁州 ，代之以主剿的延绥巡抚 洪承畴 出任陕西三边总督，要求陕西督抚“鼓励道将，速图剿定”。 在洪承畴等的大力镇压下，陕西的各路起义军在崇祯五年（1632年）冬转战山西。朱由检以 曹文诏 节制秦、晋诸将。一年后，各路起义军又成功实现“ 渑池渡 ”，转进河南，攻城略地。朱由检于崇祯七年（1634年）正月任命延绥巡抚 陈奇瑜 为五省总督（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诸省军务），全权负责镇压起义，又起用大名道 卢象升 为郧阳抚治，把守起义军最有可能进入的川、陕、豫、楚四省交界地带。在卢象升等的镇压下， 高迎祥 、 李自成 等部起义军退回陕西，于崇祯七年（1634年）六月被困于 兴安 南面的 车厢峡 ，陷入绝境，然而陈奇瑜接受贿赂，主张招安，反而让起义军成功逃脱，朱由检转而命洪承畴兼任五省总督。不久，明朝皇室发祥地 凤阳 在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被扫地王、太平王等部起义军攻陷，明朝祖陵被烧。朱由检闻讯后，暂停经筵，穿着素服到太庙祭告祖宗之灵，命百官 修省 ，并处死凤阳巡抚 杨一鹏 。面对起义军日益壮大、流动作战的局面，朱由检于同年八月新设五省总理的差使，由已升任湖广巡抚的卢象升兼任，与五省总督洪承畴互相配合，洪承畴负责西北，卢象升负责东南，次年又起用 孙传庭 为陕西巡抚，在三人通力合作之下，明军在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擒获起义军中势力最强的闯王高迎祥，使“剿局”有所改观。
明朝与后金的战事也在持续。皇太极在己巳之变撤退时，曾占领关内的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城，此四城于崇祯三年（1630年）五月被督师孙承宗收复，是为 遵永大捷 。皇太极遂转换灭明方略，不再直接攻打北京，而是一面拔掉明军在辽西的据点，一面屡次派兵入塞掠夺。崇祯四年（1631年）十一月，明军在辽西的最前沿——大凌河城陷落，孙承宗引咎去职。 更严重的事态是 吴桥兵变 ，山东登、莱地区士兵 孔有德 、 耿仲明 等在支援大凌河城途中哗变，回到 登州 、 莱州 ，挟持登莱巡抚 孙元化 抗拒朝廷。兵变到崇祯六年（1633年）二月才平息，但孔有德、耿仲明等成功突围，投奔皇太极，不仅引后金兵攻陷 旅顺 ，更将 红夷大炮 的技术传到后金，后金由此开发出汉人炮兵与满蒙步骑兵协同作战的战术，使明军更加吃力。 崇祯七年（1634年）和崇祯八年（1635年），后金军在西征蒙古察哈尔部的过程中两次入塞掠夺，横行宣府、大同及山西腹地。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称帝，国号 大清 ，年号 崇德 ，正式建立了一个与明朝分庭抗礼的政权。随即他又派兵入塞大掠京畿，史称 丙子之变 。清军如入无人之境，在九月掠夺了十八万人畜后出塞，途中还留下“各官免送”的羞辱性木牌。 兵部尚书 张凤翼 下狱后自杀，朱由检于十月十三日起用正在守制的杨鹤之子 杨嗣昌 为兵部尚书 ，崇祯十一年（1638年）六月拜为礼部尚书兼 东阁大学士 ，仍管兵部事 ，将解决内忧外患、中兴大明王朝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朱由检御笔御制赐杨嗣昌诗碑拓片
杨嗣昌提出的对付起义军的战略是“ 四正六隅 十面网”，由五省总督和五省总理负责剿杀。五省总督仍然是洪承畴，而之前的五省总理卢象升自丙子之变后就调任北方，接替他的 王家祯 是无能之辈，杨嗣昌推荐平息海盗有功的两广总督 熊文灿 出任五省总理。到了崇祯十一年（1638年），这种战略收到一定成效，西北面的起义军在洪承畴和孙传庭的镇压下被消灭殆尽，李自成在同年十月率18骑逃入 商洛 山中；东南面的起义军中势力最大的 张献忠 部于四月接受熊文灿招安，仍据守 谷城 ；十一月，另一支东南面的起义军 罗汝才 部也在均州投降，其他东南面的起义军或降或逃，农民战争陷入低谷。杨嗣昌所提出的对清方针则是议和优先，以便腾出手来解决农民起义，此事由辽东巡抚 方一藻 和监军太监 高起潜 秘密进行，但因事机泄露，引发群臣反对，议和之事便被拖延，皇太极亦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第五次发兵入塞，京畿告急，是为 戊寅之变 。朱由检急调洪承畴、孙传庭入援，然而依然拿清军无可奈何。清军长驱直入山东腹地，攻陷58座城池、俘虏四十六万人畜（包括德王 朱由枢 ），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才从容出塞。清军此次入塞对明朝的战略格局有重大影响，卢象升战死、孙传庭下狱，洪承畴调任蓟辽总督，率领陕西精锐之师在松山、锦州一线防范清军，这给濒临绝境的李自成以喘息的可乘之机。张献忠也利用熊文灿的昏庸，于五月再举反旗。九月，朱由检派杨嗣昌督师围剿张献忠，起初指挥 左良玉 在川东玛瑙山打了胜仗，但其后连战连败。李自成听说张献忠起兵谷城后，赶往会合，不久分手，从湖广转进四川，再由四川转进河南，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攻陷洛阳，杀死皇叔福王 朱常洵 ；二月，张献忠破襄阳，杀襄王 朱翊铭 。杨嗣昌听说洛阳、襄阳陷落、二王被杀的消息，于三月忧惧而死（一说自杀）。朱由检对杨嗣昌之死感到惋惜，并未追究其责任，反而杀了被认为配合杨嗣昌不力的原任陕西三边总督 郑崇俭 。接着，朱由检以陕西三边总督 丁启睿 为督师，继续围剿李自成、张献忠。

朱由检 局势恶化

崇祯十四年（1641年）以前，内外局势虽然对明朝愈发不利，但尚未失控。崇祯十四年（1641年）以后，内外局势急转直下，明朝加速滑向崩溃的边缘。河南地区自崇祯以来“竟无 乐岁 ，旱蝗相继，灾异频仍”，崇祯十二年（1639年）以后趋向严重，崇祯十四年（1641年）更是发生“大饥疫”，到六月“死者无算”。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饥民加入李自成的队伍，使其不断壮大，开始被称为“闯王”， 牛金星 、 宋献策 等知识分子也投奔李自成。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李自成攻打河南省城开封，丁启睿借口在打张献忠而不救开封，朱由检便起用平定奢安之乱有功的 傅宗龙 （时在监狱）为陕西三边总督，率川陕兵两万驰援开封，李自成放弃攻打开封，转而袭击傅宗龙，于九月擒杀傅宗龙于 项城 。十二月，李自成与罗汝才再攻开封，朱由检提拔陕西巡抚 汪乔年 为陕西三边总督，驰援开封，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李自成又擒杀汪乔年于 襄城 。朱由检被迫放出关在狱中的孙传庭，拜为陕西三边总督。夏，李自成第三次围攻开封，并在 朱仙镇之战 中歼灭督师丁启睿、保定总督 杨文岳 等所率援军，朱由检催孙传庭出师救援。九月，黄河堤溃，开封城毁，李自成不再进攻开封。十月，孙传庭出潼关，兵败 郏县 ，退回关内，李自成于闰十一月攻陷 汝宁 ，杀杨文岳，控制河南大部，继而转战湖广。一度被丁启睿等压制的张献忠也再次活跃于南直隶，五月攻陷 庐州 ，七月破 黄得功 、 刘良佐 部于 六安 ，崇祯十六年（1643年）初转进湖广。
对清的战局也在恶化。皇太极为了入关，连年侵扰松山、锦州等辽西堡垒。崇祯十三年（1640年）七月，洪承畴率五万人从宁远驰援祖大寿驻守的锦州，与清军激战后败退。崇祯十四年（1641年），洪承畴又屡次出关救援，打退了清军的进攻，但锦州仍然在清军的包围之中。兵部尚书 陈新甲 建议洪承畴率大军前往松山、锦州一带决战，歼灭包围锦州的清军，但洪承畴主张持重，反对急速进兵。朱由检本来倾向洪承畴的建议，但陈新甲坚持己见，再加上从宁远回来的兵部职方司郎中 张若麒 也报告清军粮饷不继，每天骑兵只吃两餐，步兵只吃一餐，陈新甲便加紧怂恿朱由检催促洪承畴出兵，朱由检同意。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在宁远誓师，接着率六万大军进驻松山，加上后续赶来的明军，共计八总兵、十三万兵力。八月，皇太极亲率三千精骑赶到松山，并派兵在松山至杏山之间列营，截断明军的联系。洪承畴派 王朴 、 吴三桂 、 李辅明 等六名总兵率军突围，被清军歼灭大半，于是洪承畴与总兵 曹变蛟 、 王廷臣 和辽东巡抚 丘民仰 被围困在松山城中。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在松山副将 夏成德 的内应下，清军攻陷松山，丘民仰、曹变蛟、王廷臣殉节，洪承畴被俘（后降清）。三月，坚守锦州的祖大寿降清，此外杏山、塔山二城亦被清军攻陷。战后，朱由检授意陈新甲与清朝议和，不料和议泄露，再次引发群臣反对，陈新甲不但不认错，还自认为有功，朱由检就在七月将陈新甲下狱，九月杀了他。皇太极见和议破裂，于十一月第六次发兵入塞，是为 壬午之变 。此次入塞的经过与之前几次如出一辙，清军在饱掠数月、攻陷八十八城之后，带着三十六万九千名俘虏和三十二万余头牲畜等战利品扬长而去，事后朱由检又杀了两位蓟辽总督 范志完 、 赵光抃 来顶罪。 [100]
随着内外两线战事的大溃败，明朝覆亡之象显现，朝野人心亦日渐离散。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初一日，朱由检照例到皇极殿接受朝贺，而文班只有内阁首辅周延儒一人，武班只有一名勋臣。朱由检命开门，进来的朝臣太少，过了许久才陆续有朝臣匆匆赶来，凑够了百官中一半多一点的人数，这才勉强举行朝贺礼。 [101] 当时的北京城已经流传“鞑子、流贼到门，我即开城请进”之语，清军第六次入塞期间，朱由检取出内帑数万，发给守城将士，每人只领二十钱，守城士兵们弹着钱说：“皇帝要性命，令我辈守城。此钱止可买五六烧饼而已！” [102] 在这种情况下，朱由检迫切渴望尽快扭转局势，下令以一万两黄金以及侯爵来悬赏李自成的首级，以五千两黄金、一品大员的官位和锦衣卫指挥使的世职来悬赏张献忠的首级。 [150] 当时，明朝可倚仗的兵力只有陕西孙传庭和湖广左良玉麾下的兵力，左良玉虽拥兵二十万，但不仅不能剿灭张献忠，还四处劫掠，并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二月威胁南京，索要军饷，朱由检只能加以安抚，却对他无可奈何。张献忠趁机于五月攻陷 武昌 ，沉楚王 朱华奎 于长江，建立 大西 政权。李自成也在襄阳自称新顺王，初步建立政权，并且提出“三年免征、一人不杀”的口号，出现了“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民谣。朱由检便将力挽狂澜的希望寄托在明朝最后的劲旅——孙传庭统率的秦兵，任命他为督师，出潼关消灭李自成。九月，孙传庭进军河南，起初连传捷报，而皇太极的死讯也在此时传入北京，明廷洋溢着国势转危为安、“中兴”指日可待的幻觉。 [397] 然而孙传庭先是兵败于汝州，接着战死于潼关。十月，李自成长驱入关占领 西安 ，进而迅速控制了陕西全境。朱由检先后派 余应桂 、 李化熙 代替孙传庭，但都无兵无饷、一筹莫展。尽管如此，内阁首辅 陈演 、吏部尚书 李遇知 等仍安慰朱由检说“贼入关中，必恋子女玉帛，犹虎入陷阱” [103] “欲据此为家” [104] ，完全误判了形势。

朱由检 煤山自缢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日，朱由检到皇极殿接受朝贺之际，发现只有锦衣卫指挥使 骆养性 在场。朱由检便下令鸣钟开门，很久都没人来，朱由检准备先祭拜太庙再接受朝贺，又发现马匹没准备好，便依然等着受朝贺，随后文武百官陆续赶来，站朝班时互相乱入，十分狼狈。同日，北京发生沙尘暴。 [105] 而雄踞西安的李自成也在这一天建国号大顺，年号永昌，随后挥师东征山西，直捣北京。在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迁都南京之议浮上水面。据说在上年清军第六次入塞时，朱由检就与周延儒商量过南迁，但被皇嫂懿安太后（张皇后）阻止。 [106]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三日，左中允 李明睿 在德政殿接受朱由检召见时，力劝南迁，朱由检亦表赞成。他希望由重臣来牵头，不过阁臣中无一提议。 [107] 正月初九日，兵部收到李自成下的战书，约定三月初十日决战于北京城下。朱由检召见阁臣，流泪说道：“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 栉风沐雨 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以决一战，即身死沙场，亦所不顾，但死不瞑目。”内阁首辅 陈演 、次辅 魏藻德 等纷纷请求代帝出征，朱由检都不同意，最后同意由山西籍的阁臣 李建泰 督师。 [108-109] 朱由检于正月十五日行告庙礼 [110] ，正月二十六日在 正阳门 举行隆重的 推毂 仪式，亲自为李建泰饯行。 [111] 李建泰未至山西，山西省城 太原 就在二月初八日陷落，李自成颁布讨明檄文，内称“君非甚暗，孤立而 炀蔽 恒多；臣尽行私， 比党 而公忠绝少”，要求朱由检君臣马上投降，可保荣华富贵。 [112] 二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在 宁武 遭遇 周遇吉 的顽强抵抗，最终还是将其击败，从此入京之路畅通无阻。在此期间，朱由检想调辽东总兵吴三桂率关宁劲旅来京勤王，但因不愿放弃宁远以及饷银不足等问题而作罢。明廷内部围绕南迁的争议也公开化，李明睿上疏疾呼南迁，遭到兵科给事中 光时亨 的强烈反对，斥为“邪说” [113] ，内阁首辅陈演亦不赞成，左都御史 李邦华 则提议太子和诸王先南迁。朱由检见南迁争议很大，便于二月二十八日表态拒绝南迁，声明：“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114] 三月初三日，出征在外的李建泰也上疏请求南迁，并愿奉太子先行，朱由检召见群臣议论，依然分歧很大，光时亨甚至说太子先行是模仿 唐肃宗 即位灵武的故事，但在谈到战守之策时，诸臣集体沉默。朱由检先是重申“国君死社稷”，再看到诸臣集体沉默后，拂袖而起，斥责：“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115] 明思宗殉国处
三月初四日，朱由检封辽东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平贼将军左良玉为宁南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其余总兵也都有升迁。与此同时，朱由检决定放弃宁远，征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 王永吉 率兵入卫，又征调唐通、刘泽清率兵入卫，结果刘泽清不奉诏，在劫掠临清后南奔；吴三桂手下虽有五千精兵，但因为要内徙关外军民，拖慢了速度；只有唐通的两千（一说八千）勤王军及时赶到，被派去守 居庸关 。 [116-117] 三月十五日，居庸关破，唐通投降。三月十六日，李自成的先锋抵达京郊，陷 昌平 ，焚皇陵。这一天，朱由检一边从容喝茶，一边在中左门以“安人心、剿寇、生财足用”为题考选滋阳知县黄国琦等33名地方官。 亥时 ，他接到这个消息，脸色骤变，起身入宫。 [118] [145] 三月十七日，朱由检上朝询问守城之策，君臣对泣，束手无策，甚至有人提出起用“逆案”中人（即阉党），朱由检挥泪用手指在桌案上写下一行字（一说“文武官个个可杀，百姓不可杀”，一说“文臣个个可杀”），让东厂太监 王之心 看过后就抹去。 [119-120] 当天，李自成的军队开始攻城，守城的 三大营 多为老弱病残，毫无战斗力，一触即溃。 [121] 朱由检情绪失控，他“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文武诸臣误我！误我！” [122] 三月十八日早晨，他最后一次召见阁臣，说：“不如大家在 奉先殿 完事（自杀）”。同日，李自成派已经投降的太监 杜勋 、申芝秀到北京城内，与朱由检交涉，开出的条件一说是“割地讲和”，让李自成在西北割据称王，犒饷银百万两，可协助平定其他起义军及辽东清军，但不朝觐；另一说是要朱由检“逊位”。总之，朱由检没有答应。 [123-125] 当天上午风雨交加， 午时 雨停，李自成下令继续攻城。 未时 ，一群回回人（一说太监 曹化淳 ）打开了广宁门（彰义门，今 广安门 ），外城陷落。 [126-127] [145] 朱由检得知外城陷落的消息后，欲召总督京营的襄城伯 李国祯 率三大营护驾，太监报告这些兵已经溃散，劝他快逃。 [128] 朱由检带着太监登上紫禁城后的 煤山 （又称万岁山、万寿山，今景山）眺望，发现北京城已经被重重围困，难以脱身，便下山回到乾清宫。 初更 ，朱由检召妹夫 巩永固 、 刘文炳 带家丁护驾，两人回复按祖制不得拥有家丁。随后，朱由检安排太监王之心、栗宗周、王之俊带着三名皇子（太子、定王、永王）出宫，送到成国公 朱纯臣 等人那里，接着与周皇后等嫔妃举行最后的酒宴，要求她们自尽。周皇后回到坤宁宫就自缢了，袁贵妃被朱由检砍伤。随后，朱由检怒吼着“为什么要生在我家”，先后挥剑砍向 长平公主 和 昭仁公主 ，前者被砍断手臂而昏厥，后者当场死亡，又派人到各宫催促懿安太后及西李自尽。其后，朱由检召见提督京城内外太监王承恩议事，并与他饮酒。 三更 ，朱由检到王承恩住处，换上大帽及宦官的衣服，手持 三眼铳 ，带着数百名（一说数十）太监先后到朝阳门（齐化门）、崇文门、正阳门突围，均告失败（一说没有突围之举），朱由检被迫与王承恩回宫，换了衣服。此时已是三月十九日的 五更 ，朱由检亲自撞钟召集文武百官，但无一人入朝（一说未撞钟）。最后，他与王承恩登上煤山，在一棵树上自缢，王承恩也相对自缢。据说朱由检临终前徘徊许久，感慨群臣中没人陪他，又自我安慰说群臣不知道自己行踪，然后才自缢。 [129-132]
朱由检自缢当天上午，北京全城投降，李自成进入皇城，发现周皇后等女眷的遗体，三名皇子也被太监栗宗周、王之俊出卖而成了俘虏，但未发现朱由检的去向。于是李自成悬赏黄金万两搜寻朱由检，直到三月二十日（另说二十一、二十二日）中午，朱由检的遗体才被发现。他身穿蓝色 道袍 ，披头散发，遮住了脸，右脚穿着袜子和红方舄，左脚赤脚，胸中背心有带血遗诏（另说遗诏在乾清宫御桌上发现 [146-147] ），所传版本各有不同，共同点是表达对十七年来一事无成的自责，强调“诸臣误朕”，最后说“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133-134] [135] [136] 遗诏上还有一行墨书写着“百官俱赴东宫行在”，据说朱由检在三月十八日曾下朱谕于内阁，要求成国公朱纯臣辅佐太子，当宦官将朱谕送入内阁时，阁臣们早已作鸟兽散，宦官复命时也找不到朱由检所在，而朱由检以为阁臣已看到朱谕，所以在遗诏上留下了这行话。 [134] 朱由检的遗体被运至东华门外，与周皇后的遗体放在一起，“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 睥睨 过之”。 [135] 其后，李自成在明朝太监 王德化 等的请求下，用较好的棺材重新收殓朱由检夫妇的遗体，四月初三日埋在田贵妃墓中，只有太监和百姓为朱由检送葬。 [136] 在这期间，自杀殉国的明朝臣子有新乐侯刘文炳及其弟都督刘文耀、彰武侯杨崇善、惠安侯 张庆臻 、东宫侍卫周镜、驸马都尉巩永固、宣城伯卫时春七名勋戚以及 范景文 、 倪元璐 、李邦华等二十余名文臣。其他勋戚及文武官员基本上都向李自成投降，陈演、朱纯臣还带头 劝进 于李自成，不过他们随即受到李自成的追赃拷掠，许多人在这过程中死去。 [137]
五月， 清军入关 ，占据北京。清摄政王 多尔衮 宣布为朱由检发丧三天，为此需要拟定庙号和谥号。这项任务被交给李明睿，李明睿拟庙号为“怀宗”，谥号“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端皇帝”，陵号“ 思陵 ”。 [138] [139] 顺治十六年（1657年）改“端”为“愍”，简称“庄烈愍皇帝”或“庄烈帝”。 [140] 南明 弘光政权 也在六月给朱由检上了“思宗”的庙号及“绍天绎道刚明恪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的谥号。 [142] 弘光元年（1645年，清顺治二年）二月，改庙号为“毅宗”。 隆武 政权改庙号为“威宗”（ 参见“轶事典故-庙号之争”部分 ）。 [143] [144]

朱由检 政治

  • 朋党政策
朱由检铲除阉党后，一度重用过东林党人，但其后逐渐厌恶。己巳之变发生后，他派太监王永祚向“东林内阁”的领袖韩爌问计，韩爌主张迁都，朱由检很不高兴，对这类士大夫日益轻视。 [151] 朱由检深知结党拉派之风已非一日，也非一日可以禁绝，所以他容忍了东林党及后来的“ 复社 ”等党社的存在。同时，他开始起用温体仁、薛国观等非东林系人物为阁臣，以制衡东林党所控制的言路。他们用各种手腕打击政府中的东林力量，并钳制言路；同时，通过培植亲信、分化等手段来制造言路之间的互相斗争。言路与执政水火不相容，使政局更加不安，统治集团内部的不稳定性增加，始终难以形成一个能够为众派势力所支持的政府。 [152]
  • 宦官政策
朱由检铲除阉党后，一度召回各地监军太监，杜绝宦官干政，严禁民间阉割，有效地抑制了宦官势力。但他发现“诸臣营私诿过，罔恤民艰，廉谨者入于迂疏，贤能者好为推诿，居恒但有虚声，临事均无实济”，到了己巳之变时，更是“举朝束手”，他认为“士大夫负国家”，开始打着恢复“成祖旧制”的旗号，重新任用起宦官，特遣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军，并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提督内城九门及皇城各门，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提督京营，宦官势力再次抬头。 [153-154]
更大规模地起用宦官是在崇祯四年（1631年）九月至十一月，主要的任命有：太监 张彝宪 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刘文忠、刘允忠等分赴宣府、大同、山西监视兵饷；王应朝、张国元、王之心、 邓希诏 等太监分别被派往关宁、蓟镇东协、中协、西协监军；李茂奇监视陕西茶马，等等。从此，各地重镇都派有太监监军，职权在督抚之上。朱由检还派宦官总理户、工二部钱粮，下令为张彝宪专门建署，称为“户部总理”。崇祯五年（1632年），朱由检命太监曹化淳提督京营戎政。次年，又以“流贼蔓延，各路兵将云集，一切功罪勤惰应有监纪”，特命太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等四人分监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和 邓玘 军，负责“监功纪过，督催粮草”。又以司礼监太监张其鉴、郝纯仁、高养性、韩汝贵、魏伯绶等赴各仓储，与提督诸臣盘验收放。六月，太监 高起潜 监视宁、锦兵饷。群臣对朱由检重新起用宦官之举激烈反对，力言宦官干政之弊，朱由检一概不听，回怼：“诸臣欲实心用事，朕也何需此辈？”凡是进言攻击宦官的文臣轻则遭到呵斥，重则被削职、遣戍。 高弘图 、 金铉 、 魏呈润 、赵良曦、王弘祖、李日辅、 熊开元 、周镰等均因反对重用宦官而获罪。 [155]
崇祯七年（1634年），朱由检以局势好转为由，一度召回除高起潜外的所有监军太监，并罢户、工部总理太监，同时保留京营提督太监。 [154] 但在崇祯九年（1636年）丙子之变期间，他不仅任命高起潜为各路援军的总监，还以太监张云汉、韩赞周为副总监，提督巡城、阅军；魏国征总督宣府，邓良辅为分守； 卢维宁 总督天津、通州、临清、德州，孙茂霖为分守。从这时的委任来看，宦官已不仅仅是监纪，而且是总督、分守，直接指挥人马，因此宦官在朝中的势力再次膨胀。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月，朱由检再次召回各地监军太监。后在周延儒的建议下，停止 内操 ，严禁宦官干政，并罢京营提督太监。崇祯十五年（1642年）壬午之变时，朱由检又派宦官监镇分守。此后一直信任宦官。直到李自成攻入北京时，他依然派太监高起潜总监关、蓟、宁远，卢维宁总监通、德、临、津，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杜勋总监宣府，王梦弼监视顺德、彰德，阎思印监视大名、广平，牛文炳监视卫辉、怀庆，杨茂林监视大同，李宗光监视蓟镇中协，张泽民监视西协，孙良弼守河间，于朝守沧州，杨开泰守霸州。但杜勋等纷纷投降，朱由检最后跟着仍然忠于他的太监王承恩一起自缢。 [155] 据说后来清朝为朱由检发丧时，百姓哭得最厉害，但“ 中官 （宦官）无点泪”。 [176]
  • 调整内阁
朱由检面对内忧外患的加剧，以“先才后守”为用人方针，重视实际才干，不十分注重操守和规矩。为此，他调整了内阁制度。明代有“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规矩，但朱由检认为那些自幼入学、沉溺于举子之业，几经挫折而成进士、有幸授翰林院官，再被推荐入直文渊阁的学士、大学士，虽有文学之才，但多不谙政务，脱离实际，又与吏事相隔膜，坐而论道则犹可，因时应变、以济时艰却很难，代表性的例子如 周道登 、 郑以伟 。因为他破格任用了一些没有当过翰林的官员为阁臣，如张至发、薛国观、杨嗣昌、程国祥、蔡国用、范复粹、谢升、吴甡、方岳贡、范景文等。而且，以往的明朝阁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兼管六部事务，朱由检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命 刘宇亮 负责吏部、 程国祥 负责户部、 方逢年 负责礼部、杨嗣昌负责兵部、 蔡国用 以工部、 范复粹 负责刑部。朱由检从政务需要的实际出发，选用熟悉政务且有专业特长的外僚入阁，对朝政的处理、效率的提高，无疑是有益的，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直接影响后代内阁成员的身份和结构的形成。另一方面，他起初听从刘鸿训的建议，对官员实行“久任之法”，但在实践过程中，阁臣大多不能满足他的要求，所以他频繁更换内阁阁臣，以致崇祯一朝的内阁阁臣达五十人之多（明朝内阁阁臣一共就一百六十多人）。 [156-157] 其中一名阁臣 黄景昉 对此现象评论道：“内外杂进，年年枚卜，政本之轻，未有甚于此时。” [410]
崇祯五十相
施凤来
黄立极
李国𣚴
张瑞图
来宗道
杨景辰
李标
刘鸿训
周道登
钱龙锡
韩爌
孙承宗
成基命
周延儒
何如宠
钱象坤
温体仁
吴宗达
郑以伟
徐光启
钱士升
王应熊
何吾驺
文震孟
张至发
林釬
孔贞运
黄士俊
贺逢圣
傅冠
刘宇亮
薛国观
杨嗣昌
程国祥
方逢年
蔡国用
范复粹
姚明恭
张四知
魏照乘
谢升
陈演
蒋德璟
黄景昉
吴甡
魏藻德
李建泰
方岳贡
范景文
丘瑜
  • 改革科举
崇祯四年（1631年），朱由检应方逢年、倪元璐的奏请，提高武举地位，如同文科那样实行 殿试 、 传胪 。崇祯十四年（1641年）五月，又特设“裕国安民科”“奇谋异勇科”，选择具备实际才干的人才。但据说没有人报名参加“奇谋异勇科”。 [158-159] 他还大举提拔只考中举人、没登过进士的人才，有 邱民仰 、 何腾蛟 、 张亮 、 刘可训 、 宋一鹤 、刘应遇、 孙元化 、 徐起元 、 陈新甲 等10人做到巡抚以上高官，而在之前明朝两百六十年的历史中，享有这种待遇的只有 海瑞 、张守中、 艾穆 三人。 [160]
  • 起用勋裔
崇祯后期，朱由检对文武诸臣及宦官均深感失望，开始起用明初勋臣后裔，说他们“毕竟是我家世官”。为此，他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恢复了已经停止近两百年的组织勋臣后裔骑射比武的亲阅仪式，在煤山（万岁山）举行，“以备干城之用”，但这次仪式上只有襄城伯李国桢连中六箭，其他勋臣后裔表现都不佳。被他起用的勋臣后裔主要是襄城伯李国桢、抚宁侯 朱国弼 、诚意伯 刘孔昭 、忻诚伯 赵之龙 四人。 [389-391]
在朱由检看来，当官员被任用之后，就应该恪守制度、法规，认真办事，之前遗留下来的混乱就会为之澄清，社会危机也随之平息，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升平。可是，当这种理想化的蓝图在极为复杂且危机四伏的现实中受挫之后，他那种求治急切的心理失去了平衡，变得更加焦躁。他将日益严重的危机归咎于文武百官不尽忠职守、敷衍塞责，于是对任事官员动辄严加惩处，一旦官员犯错，“重者杖死，轻者谪去，朝署中半染 赭衣 ”。 [161] 崇祯年间，被他处死或行刑前 瘐死 和自杀的阁臣有2人（薛国观、周延儒）、兵部尚书有2人（王洽、陈新甲），刑部尚书有2人（ 刘之凤 、甄淑），督臣（督师、总督）有7人（袁崇焕、 刘策 、 杨一鹏 、 郑崇俭 、 熊文灿 、 范志完 、 赵光抃 ），抚臣（巡抚）有11人（ 王应豸 、 耿如杞 、 李养冲 、孙元化、 张翼明 、 陈祖苞 、张其平、 颜继祖 、 马成名 、 邵捷春 、 潘永图 ）。 [162] 此外，他还贬谪了直言极谏的文臣刘宗周、黄道周等，并对黄道周施以廷杖八十（后叙用）， 傅朝佑 则被廷杖致死，在处置周延儒的党羽 吴昌时 之际亦不惜破例“殿陛用刑”，即在宫殿内刑讯逼供。在重典之下，明朝大小官员愈发不敢任事担责，形成恶性循环。 [163] 最终导致了群臣中“任事少，畏事多，无才者固不能做，有才者亦不肯做”的局面。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一月，在阁臣魏藻德的劝谏下，朱由检对自己用法严酷有所反思，并让阁臣们商量一个“既无废法，亦无弃才”的两全其美的办法，但四个月后明朝就灭亡了。 [392]
  • 六诏罪己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中都凤阳失守，明朝祖陵被焚，翰林院侍读倪元璐请朱由检下达罪己诏。 [164] 朱由检并未立即接受，直到十月，朱由检以“流贼”未平，陵寝震惊，特颁圣谕，避正殿，减膳撤乐，从初三日开始移居武英殿，百官一律于公署，阁臣均宿于朝房，日夜当值。并下达“罪己诏”，首次向明朝臣民承认朝廷的政策失误及天下局势的险恶，并鼓励文武官员和前线将士尽快消灭起义军。 [165]
崇祯十年（1637年）闰四月，北方大旱，朱由检诚心祈雨，却久不下雨，遂第二次颁布罪己诏，对自己的一片至诚未能上达、朝廷的恩泽不能让天下共沾感到自责，但更多的篇幅警告大小官员不得横征暴敛，欺压小民。 [166]
崇祯十五年（1642年）闰十一月，在清军劫掠北直隶、山东的“壬午之变”期间，朱由检第三次下罪己诏，发誓“歼胡平寇以赎罪戾”。 [167]
清军出塞后，朱由检又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六月十三日第四次下罪己诏（此诏由阁臣蒋德璟起草），表示自己的失德和过失导致生灵涂炭，宣布蠲免遭受兵祸地区的三饷加派与各项钱粮，为期两年，并指示地方官洗心革面，善待百姓。 [168]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李自成席卷山西，直逼北京，朱由检于十三日第五次下罪己诏。这道罪己诏被批评“空言无指”。 [169] 三月初四日，朱由检第六次下罪己诏，由他亲自起草，内容失传，其中有蠲免召买（招商采购军需物资）的内容。 [175] 半个月后，他就自缢于煤山。

朱由检 经济

  • 财政改革
朱由检即位之初，户部积欠九边军饷，高达9,685,500余两。户部已面临破产边缘。朱由检在己巳之变后，发现户部错账甚多，遂开始整顿财政。明代大部分的财政定期奏报为“岁报”。少数银库保留了月报或季报的形式。朱由检在崇祯三年（1630年）三月要求户部将新、旧饷库账册“五日一报”。八月，朱由检要求边镇饷司实行“月报”。朱由检希望借此形成一个自皇帝至户部乃至各地方清楚的财政管理脉络，进行有效的远程财政及仓库管理。此外还建立 驳查 制度，派专员核实月报数额，由此可以随时掌握各仓库的具体变动。清朝入关以后，沿袭了朱由检财政改革的成果，形成 奏销 制度。 [170]
  • 加派三饷
后金兴起后，明廷为筹措军饷，下令全国（除贵州外）亩加征田赋九厘，每年得银五百二十万两，是为“ 辽饷 ”。崇祯年间，明廷内外两线作战，财政连年入不敷出，濒临破产边缘。崇祯十年（1637年），朱由检听从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在旧额田赋的基础上，每亩加粮六合，每年得银近二百万两，称为“ 剿饷 ”。朱由检表示，这次的加派是临时性的——“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可在第二年，仍然征收了其半数。崇祯十二年（1639年），廷臣议练边兵，杨嗣昌筹划，东而辽东、蓟镇，中而畿辅，西而陕西三边，共练兵七十三万。练兵需饷，遂于天下田土中，亩加赋银一分，计得七百三十余万两。这宗加派称作“ 练饷 ”，三者合称“ 三饷加派 ”。三饷加派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明朝内外用兵并未取得显著成效，故加派依然不止，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171]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六月，朱由检按户部尚书倪元璐的建议，将三饷合并为一，称为“正赋兵饷”，以免征收和分配时的混乱，但地方仍然按三饷名目进行加派。 [172-173] 当时的阁臣蒋德璟对加派三饷极力反对，他曾指出：“万历年间，各边旧饷只三百余万。今加新饷九百余万，又加练饷七百三十万，计二千余万，加五六倍。自古以来，未有括天下二千余万以输京入户部、而又括户部二千余万以输边者！”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二十八日，光时亨请求废除练饷及追究当时倡议者的责任，蒋德璟的 票拟 中有“向前聚敛小人，倡为练饷及搜括诸议，以致民穷祸结，误国良深”之语，朱由检看到“聚敛小人”四字，为之震怒，蒋德璟受到责备后称病辞职。此后明廷虽议裁练饷，但一个月后明朝就灭亡了。 [173] [174]
  • 提倡节俭
朱由检以厉行节俭著称。他即位后，就罢苏杭织造，并将神宗以来每天御膳所花费的万金减少至百分之一。过去皇帝所穿的冠、袍、鞋、袜都是每天翻新一次，朱由检下令一个月翻新一次，平时穿洗过的衣服，鞋子、袜子的边缘用布来缝。玉熙宫的伶人也全部遣散。之前宫中有散金银豆于地、让宫人争抢的传统风俗，朱由检下令将金银改成枣、栗。宫中的月宴、时宴以及外戚、公主家定时进献的甘果，朱由检全部叫停。 [262-263] 他所居的德政殿（乾清宫中左门左侧的一个小厢房）十分狭小，殿中御座旁只有一个金壶，都是他亲自倒热水，其他器具都没有。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朱由检重申减膳撤乐，除了冬至、正旦、寿节、端阳、中秋及诸大典礼时奏乐外，其他时间都不听音乐，宫中一律用锡、木、瓷器，只留下典礼所必需的金银器，其他金银器都封存仓库，以备赏赐，并且号召文武百官也厉行节俭，禁止官绅用黄、蓝绢盖、士人穿红、紫衣履以及庶民穿锦绣、丝绸、金玉、珠翠衣饰，衣袖不得超过一尺五寸。但这道禁奢措施收效有限。 [177-178]
  • 裁撤驿站
崇祯元年（1628年）六月，朱由检看了御史 顾其国 奏疏中关于骚扰军民莫甚于驿站的意见，颇有感触，决定改革驿站制度。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刑科给事中 刘懋 上疏，请求裁撤驿站，得到朱由检批准，于是下旨将刘懋调任兵科给事中，专门管理驿站整顿事务，以节省朝廷开支、减轻民间负担。朱由检要求除了官员致仕、飞报军情、朝廷钦差以外一概不准利用驿递，由此裁掉了大部分驿站（当时用于公事的驿站只有十分之二）。崇祯四年（1631年）二月，刘懋报告各省裁节银共六十八万五千余两。节省下来的银两对明朝巨大的财政亏空来说是杯水车薪，反而导致了数以万计的驿夫失业，他们中的不少人走上反抗明朝的道路，其中一个就是陕西米脂 银川驿 的马夫李自成。 [179]
  • 催捐助饷
崇祯九年（1636年），武生李琎奏请“搜括臣宰助饷”，朱由检没有同意，但也没有按阁臣钱士升的意见将其逮捕审问。 [249] 崇祯十二年（1639年），朱由检听从内阁首辅薛国观的建议，开始要求勋戚捐钱助饷。第一个被他开刀的是武清侯李国瑞（孝定太后的侄孙），因为他的庶兄李国臣之前在财产纠纷时表示李国瑞得到的40万两遗产中有一半应归自己，而他愿意将这笔钱上缴国家。朱由检要求李国瑞不仅将应分给李国臣的20万两献出，而且另外20万两也要借给朝廷。李国瑞哭诉自己没有40万两，朱由检最后夺了他的侯爵，李国瑞在忧惧之下病死。崇祯十三年（1640年）七月，朱由检第五子朱慈焕去世，临终前说九莲菩萨（孝定太后）显圣，如果朱由检薄待外戚，就会让他断子绝孙。朱由检受到丧子之痛的打击，不仅追复李国瑞的爵位，还暂停催捐。 [180]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时，朱由检再次催捐助饷，范围不仅是勋戚，更包括文武百官和大太监。但多数人都不肯多捐钱。周奎在朱由检哀求下捐了一万两，太监中最富的王之心也仅捐一万两。大学士魏藻德仅助银百两。有的官员则在家门上张贴“此房急卖”告示，或摆出破烂器皿家什兜售。朱由检干脆强行摊派，额定三万两，仅太康伯张国纪出到了两万。费尽周折，只凑齐了二十万两，但为时已晚，朱由检随即自缢。随后李自成向这些勋戚、百官、太监刑讯追赃，搜出一百二十万两以上的白银。 [181]
明朝初年，曾以纸钞“ 大明宝钞 ”为法定货币，正统以后因丧失信用而停止流通。崇祯十六年（1643年）六月，户部司务 蒋臣 建议印纸钞，从而每年增加收入三千万两，朱由检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予以采纳，设 内宝钞局 ，于九月开始印新钞，由户部侍郎 王鳌永 主持。此举遭到阁臣蒋德璟的强烈反对，户部尚书倪元璐也认为立即推行钞法有多种困难，于是印钞事宜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中止。 [182-184] 因为铜货不足，朱由检又试图鼓铸大钱，即铸造当二、当五（法定价值是实际价值的二倍、五倍）的 崇祯通宝 ，但一个月后，明朝就灭亡了。 [185]
  • 海外贸易
朱由检即位后，听说沿海海盗活动猖獗，便于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下令海禁，禁止私人出海贸易。但此举不仅限制了沿海商人的活动，也让官府损失了许多税收，因此遭到梁廷栋等人反对。后福建巡抚熊文灿招安了海盗头目 郑芝龙 ，并利用他剿灭了李魁奇、钟斌等海盗，便在崇祯四年（1631年）七月请求重开海禁，得到朱由检批准。但到了崇祯五年（1632年）十一月，因为大海盗刘香老的猖獗，朱由检再次下令在福建实施海禁。崇祯八年（1635年），郑芝龙消灭刘香老，此后朝中不断有人呼吁解除海禁以便“开市佐饷”，朱由检便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解除海禁。 [186]

朱由检 文化

  • 吸收西学
朱由检对西方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态度比较友善，他在位期间，传教士地位有较大提高， 邓玉函 、 龙华民 、 汤若望 、 罗雅谷 等传教士供职于宫廷，负责铸造火器和编修新历，他们编成的新历《 崇祯历书 》是崇祯年间 西学东渐 最重要的成果，但未及启用，后被清朝正式颁行，称 时宪历 。 [187] 他们还趁机在宫廷传播天主教，以御马监掌印太监 庞天寿 为首的540多名宦官、宫女受洗入教。 [188] 甚至据说连朱由检都在阁臣徐光启（天主教徒）的影响下一度“崇奉天主教”，为此曾捣毁宫中佛像。 [189] 但也有人认为朱由检不可能信奉天主教。 [190] 不管怎样，朱由检对传教活动提供保护，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应汤若望请求，下赐“钦褒天学”（一作“钦保天学“）之御笔匾额，派礼部高官大张旗鼓地送到 宣武门教堂 ，其后命令将这个匾额挂于各省教堂。 [191] [377]
  • 禁水浒传
崇祯十五年（1642年），山东发生 李青山 起义，因为这个起义受《 水浒传 》影响很大，连地点也是在 梁山 ，所以在起义平息后朱由检就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止《水浒传》，以免“ 诲盗 ”。 [192]

朱由检 社会

明代后期，烟草通过中西交往而传入中国，迅速流行。朱由检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下达禁烟令，违者论死。据说其理由是因为明朝定鼎燕京，“吃烟”谐音“吃燕”，又有“天下兵起，遍地皆烟”的童谣，朱由检出于迷信而禁烟。大约两年后，在蓟辽总督洪承畴的建议下，朱由检废除禁烟令。 [193-194] 崇祯十六年（1643年），朱由检再次下达禁烟令，而边军对有祛寒作用的烟草极为依赖，所以不久又弛禁。 [195] 崇祯六年（1633年）红夷型火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朱由检为了抵御后金（清）的骑兵，大力发展火器，尤其注重引进西方技术。为此，他起用天主教徒徐光启主持引进与研制新式火器的任务，并派人向租借澳门的葡萄牙人采购西洋大炮（ 红夷大炮 ）。崇祯元年（1628年），朱由检听说澳门葡萄牙人在与荷兰的战争中缴获10门大炮，便命两广总督 李逢节 订购这批大炮，澳门葡萄牙人为了改善同明朝的关系以有利于自己，同意这份订单，由葡萄牙代表公沙的西劳与传教士陆若汉等护送至北京。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行至 涿州 时，正逢皇太极包围北京，所以没能运进北京。其后四门留在涿州，六门运到北京，朱由检赐名“神威大将军”，选拔军士学习西方放炮技术。同时，他还起用另一名天主教徒孙元化为登莱巡抚，参与引进与研制新式火器。引进的西洋大炮在遵永大捷、 皮岛海战 等战役中均发挥重要作用，为明军的胜利做出贡献。但不久发生吴桥兵变，公沙的西劳等多名葡萄牙铳师被杀。到了崇祯六年（1633年），孔有德、耿仲明等叛军携带西洋大炮进入后金，对此负责的孙元化被杀，徐光启亦与世长辞，新式武器的引进计划受到挫折。 [246]
崇祯后期，朱由检又命传教士汤若望负责研制火器，成功制造20门大炮、500门小炮，朱由检还让太监们跟着汤若望学习相关技术。崇祯十六年（1643年），汤若望撰写《 火攻挈要 》，成为当时明代火器水平的权威著作。朱由检在重用传教士制炮的同时，还请传教士赴诸军教导放铳炮之法。他又令官府出资动员民间商匠制造火器。商匠们从西洋火器中得到启迪，制造出三眼枪、五眼枪、夹把枪、五龙枪、神枪、快枪和循环炮等名目繁多的火器。 [198-199]
  • 两线作战
朱由检时期的明朝，内外两线作战，他采取的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不同。朱由检对后金（清）的战略是依靠两条防线：一方面继承孙承宗、袁崇焕所构筑的 关宁锦防线 ，通过宁远到锦州等关外八城和新筑的大凌河城，既抵御后金，又步步为营、收复辽东；另一方面维持王化贞、毛文龙所构筑的东江海上防线，以驻节朝鲜皮岛的东江镇为中心，与觉华、盖套、旅顺、广鹿、长山、石城、鹿岛等岛屿或港口连成一道海上防线，对后金加以牵制和封锁。崇祯二年（1629年）后，毛文龙、袁崇焕相继死去，不过这两条防线仍然保持。后金大汗（清太宗）皇太极深知自己的铁骑虽然能够多次入塞劫掠，但如果不破坏这两条防线并消灭明军有生力量的话，就不能入关。因此，他在崇祯四年（1631年）发动 大凌河之战 和皮岛海战，前者获胜，后者失败。崇祯六年（1633年），后金获得明叛将孔有德、耿仲明之协助，攻陷旅顺，东江总兵 黄龙 殉节。崇祯十年（1637年），清朝征服朝鲜，随后与朝鲜军一起发动第二次 皮岛海战 ，夺取皮岛，杀东江总兵 沈世魁 ，翌年沈世魁的侄子 沈志祥 降清，东江海上防线宣告瓦解。对于关宁锦防线，皇太极以 义州 为据点，展开轮番作战、长期围困。朱由检为救锦州等城，催促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大军至松山，与清军决战。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军取得松锦大战的胜利，关外八城中有四城（锦州、松山、塔山、杏山）陷落，关宁锦防线萎缩了一半，只剩下宁远、 广宁前屯卫 、广宁中后所、广宁中前所四城（今辽宁 兴城 、 绥中 一带）。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清军攻破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但在宁远被辽东总兵吴三桂击退。尽管如此，明朝在关外完好的城堡只剩宁远一座，势难久守。同年，朱由检任命 黄蜚 为东江总兵，制定了“用海图奴”的计划，谋求恢复东江海上防线，同样也是一筹莫展。 [196]
朱由检对从陕西爆发的明末农民起义的战略，在崇祯四年（1631年）秋以前是以抚为主、以剿为辅，但由于找不到有效办法安置饥民，引发神一魁等人复叛，朱由检遂逮捕主持抚局的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代之以洪承畴，将方针转换为以剿为主，以抚为辅，迫使起义军转进山西。然而各路官军不能有效配合，导致起义军通过“渑池渡”转进河南，又在车厢峡假意接受五省总督陈奇瑜的招安而逃脱灭顶之灾。崇祯八年（1635年），朱由检以洪承畴为五省总督，在西北方向围剿；卢象升为五省总理，在东南方向围剿，翌年即擒获闯王高迎祥。崇祯十年（1637年），朱由检采纳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战略，进一步加紧对起义军的围剿，迫使李自成遁入山中，张献忠接受招安。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清军入塞，朱由检调集陕西的围剿大军进京勤王，加上五省总理熊文灿无能，造成起义军死灰复燃，张献忠、李自成再度活跃。此后，朱由检任命一名统筹五到七省军队的 督师 来负责剿局，杨嗣昌、丁启睿、 侯恂 、孙传庭四人先后出任督师，但各路明军始终调度不灵，而饥荒又使大量饥民加入李自成、张献忠的队伍，明军有生力量不断被消灭，河南、湖广也大部失陷。崇祯十六年（1643年），朱由检命孙传庭率明朝在关内的最后一支精锐部队——秦军出潼关剿灭李自成，被李自成击溃，孙传庭战死于潼关，李自成杀回陕西，并在翌年从陕西经山西、北直隶攻入北京，灭亡明朝。 [197]
朱由检时期对后金和陕西农民军的战略虽然失败，但仍能够平息或应付一些地方性的小规模的叛乱和起义，如 朱燮元 、秦良玉等平定奢安之乱、刘泽清镇压山东李青山起义、 吕大器 平息甘州总兵柴时华及塞外蒙古部落的叛乱、郑芝龙平定广东、福建海盗以及在 虎门 与英国的冲突（ 明英战争 ）、在 料罗湾 与荷兰的冲突（ 明荷战争 ）等。
[200] 因此，朱由检从来不承认后金（清）作为一个与明朝并立的政权而存在，不称呼其国号，而称呼为奴、虏、建奴、东夷、东虏、奴贼等。朱由检也不认为明军的战斗力比后金（清）弱，曾有大臣请他正视这点，朱由检以 明太祖 北伐灭元的旧事来反驳。 [350] 基于这两点认识，朱由检对后金（清）采取强硬路线，一心以武力解决辽东问题，亦得到绝大多数大臣的支持。朱由检即位后，皇太极曾欲遣使吊祭朱由校并祝贺朱由检登基，趁机与明议和，朱由检置之不理。袁崇焕受命督师蓟辽后，秉持“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的方针，曾与皇太极交换过书信，但因辽东问题谈不拢而无果。 [201] 己巳之变时，皇太极曾在 永定门之战 后致书约和，称要以黄河为界，朱由检没有回复。 [202] 大凌河之战后，明朝监军 张春 被俘，为后金带话，建议和谈，朱由检认为他的建议是叛国，削去了之前听说张春已死难而褒赠之右副都御史衔，并囚其二子于狱。 [203] 崇祯五年（1632年）八月，后金击败察哈尔后，撤退途经大同宣府边外，以军中粮尽，向明边臣要求明朝将原赏察哈尔的财物转赐于后金，并进行贸易。宣府巡抚 沈棨 为了回避兵锋，私下与后金议和并派人与之盟誓，誓书有“大明国、金国为华夷共享太平，议讲和款，因此白马祭天，乌牛祭地，盟誓坚款，各要和好……”等语。后金军得到了大批的赏赐财物和进行贸易以后东归。朱由检得知此事后，以违背对后金的经济封锁和不接触政策而将沈棨治罪。 [204] 皇太极则认为这次议和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十月即派卫征囊苏喇嘛持书至宁远，要求辽东官员仿宣府之例与清议和，书信甚至用“谨奏”的格式，自称“小国”，以明为上国，但明朝官员不接受。 [205]
朱由检改变这种对后金（清）的不接触政策始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兵部尚书杨嗣昌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朱由检接受了他的意见，于四月授意辽东巡抚 方一藻 和监视太监高起潜派盲人卜者周元忠等六人到沈阳议和。皇太极要求明朝在秋天前必须得到是否议和的回复，否则将发动战争。六月，皇太极陈兵于大青山，要求和谈，方一藻奏请如 俺答封贡 故事。朝臣们由此得知杨嗣昌在幕后主和，掀起弹劾杨嗣昌主和误国的风潮。朱由检虽然贬黜了弹劾最力的黄道周，但对清和议之事也不了了之。 [206] 清军果然在同年冬大举入塞劫掠，是为戊寅之变，朱由检感慨：“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 [207] 但戊寅之变以后，朱由检再次关上对清和谈之门，态度更加强硬。崇祯十二年（1639年）七月，皇太极通过被俘的明德王朱由枢上书哀求朱由检与清修好，由被俘太监王朝进等带回，但朱由检不予理睬。 [208-209] 崇祯十三年（1640年）四月十二日，朱由检将自己亲笔写的“灭奴雪耻”四字颁示重臣，以示对清决不妥协之意。 [210]
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辽东明军主力在松山被歼。十月，新任辽东巡抚 叶廷桂 援引宁前道 石凤台 的建议，请求与清议和，朱由检斥之为“辱国妄举”，将石凤台下狱。此后，松锦前线更加吃紧，阁臣谢升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挺身赞成和议，朱由检便决定与清议和，命兵部尚书陈新甲派职方郎中 马绍愉 、兵部司务朱济之与参将李御兰、周维庸等秘密出关，前去清营，这是明清交战以来第一次官方的正式议和，清方要求以敕书为信，朱由检便给陈新甲下了一道授权他对清议和的敕书，想按过去对待建州三卫那种方式对待清朝，使之继续居于边疆“属夷”的地位，接受明廷招抚。所以，皇太极看了敕书后非常生气，称此敕书非真。明方被迫更换敕书，在这段期间，松山、锦州、塔山、杏山相继陷落。五月十四日，马绍愉一行一百多人抵达沈阳，受到皇太极的款待。 [211] 六月初三日，皇太极在送走马绍愉使团时，送去了写给朱由检的国书，提出四项议和条件：
  1. 两国有吉凶大事，须当互相遣使庆吊。
  2. 每年明赠清金万两、银百万两，清赠明人参千斤，貂皮千张。
  3. 清之叛人（满、蒙、汉、朝）进入明境者须捕送于清，明之叛人进入清境者亦须捕送于明。
  4. 明清互相承认对方政权，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以塔山为清国界，在 连山 进行互市贸易。 [212]
马绍愉将和谈经过的书面报告呈送陈新甲，陈新甲放在桌案上，陈新甲的书童以为是边关传来的 塘报 ，便将其与其他塘报一起发付传抄，明清的秘密议和由此公开于世。朝中舆论哗然，言官纷纷弹劾陈新甲私行 款议 ，主和误国。朱由检命陈新甲解释清楚，陈新甲不但不揽过这些罪责，反而引以为功，朱由检就将他关进大牢，并在九月斩了他，而对清和谈之事也宣告破裂。皇太极便发兵于同年冬第六次入塞劫掠，是为壬午之变。 [211]
皇太极死后，朱由检听说清朝新君 福临 年幼，内部不稳，认为这是一个搞垮清朝的良机，便命辽东总兵吴三桂、辽东巡抚 黎玉田 等设法在清朝行“间谍之计”，拉拢之前投奔清朝的明朝降将，试图挑起清朝内乱，使其无暇进一步侵蚀明朝，以便他能调动关宁铁骑镇压农民起义，但收效甚微。 [213-214]
  • 对蒙古
后金崛起后，明朝采取“款西虏（蒙古）以制东夷”的战略，通过加大“抚赏”等手段来联合蒙古抵御后金。朱由检在位时，蒙古诸部中的 科尔沁 、 内喀尔喀 五部（明朝称“ 炒花 五大营”）已被后金降服，唯有辽西边外的 察哈尔 （明朝称“插汉”）和宣府、蓟州边外的 喀喇沁 （明朝称“哈剌慎”，其构成复杂，与明朝往来的主要是 苏布地 领导的原朵颜卫部众，即“朵颜三十六家”）尚可联合。朱由检即位后，察哈尔部在 林丹汗 （明朝称“虎兔墩憨”）的领导下西迁，击溃包括顺义王 卜石兔 在内的蒙古右翼诸部。蒙古右翼诸部在 俺答封贡 后从明朝获得丰厚的“市赏”（马市和抚赏）之利，因此在击溃右翼诸部后，林丹汗也想占有其利，屡屡在宣府、大同边外“胁赏”，被明朝拒绝，连重臣贵英恰也被明军杀死，此后林丹汗不断犯边。 [215]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朱由检认为蒙古部落不可靠，下令取消对所有蒙古部落的“抚赏”，导致喀喇沁等部进一步向后金靠拢。 [216] 九月，朱由检起用主张联蒙抗金的老臣 王象乾 为宣大总督，同时计划恢复对察哈尔的“抚赏”。 [217] 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王象乾恢复对察哈尔的“市赏”，约定明朝每年提供8.1万两白银，由归顺明朝的女真人 王世忠 充抚夷总兵，负责与林丹汗的交涉。 [218-219] 与此同时，袁崇焕接受喀喇沁酋长苏布地（明朝称“束不的”“速不的”）的请求，允诺恢复给他们的“各季额赏银”。袁崇焕还给遭受饥荒的喀喇沁部落接济粮食，为此开市于高台堡（今辽宁绥中 高台堡镇 ）。朱由检担心他们“通奴”，下旨叫停开市，只允许确实受灾的喀喇沁部众“计口量许换米，不得赏与布帛及夹带禁物”。 [220] 后来己巳之变爆发，皇太极即借喀喇沁之道入塞，“市米资盗”也成为袁崇焕的罪名之一。
林丹汗不仅每年得到8.1万两（新赏），明朝还要补齐之前的“旧赏”，林丹汗来到明朝边境，明朝还会发“迎风赏”。截至崇祯三年（1630年）正月，林丹汗从明朝得到106.1万两白银，但仍不满足，为了增赏而不时骚扰明朝边境，也没有像明朝希望的那样共同抵御后金，相反在崇祯五年（1632年）后金大举来征之前就逃到河套地区。后金撤走后，林丹汗又派人来明朝边境邀赏，明朝不给，他就三番五次掠夺边境。 [222] 在这种情况下，明朝兵部将林丹汗和后金并列为明朝两大边患，并哀叹：“插（察哈尔）岁费金绢数十万，冀其为我外藩，与奴为难。乃奴来则去，奴去又来，稍不随其要求，辄抢掠 迎恩堡 以泄愤。” [221] 不久，林丹汗遁走青海，并死在那里，察哈尔部和明朝之间的纠葛才算告一段落。
崇祯八年（1635年）， 漠南蒙古 四十九札萨克全部归顺后金。尽管如此，明朝继续与喀喇沁、土默特（明朝以末代顺义王 卜石兔 之名称之为“卜夷”）等沿边蒙古部落保持贸易关系，后金（清）亦趁机间接与明贸易，换取一些关外无法生产的必需品，因此时常豁免喀喇沁、土默特等部参与对明战争的义务，以便维持这种贸易关系。其中，喀喇沁部与明朝的贸易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前夕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 [401] 而在林丹汗遁走后回到大同边外驻牧的土默特部也希望恢复与明朝的贸易往来，明朝则认为他们“未与（清）合”“怀中国之旧”。崇祯十年（1637年），在宣大总督卢象升的建议下，明朝与之重开大同马市于杀胡口等处。对于跟随土默特部前来贸易的外喀尔喀蒙古（明朝称“东、西二哈”，即 土谢图汗部 和 札萨克图汗部 ），也采取“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模式，保持边境和平，缓解宣、大边境的压力，同时从他们那里搜集一些关于清朝的情报。 [223-224] 直到明朝灭亡前夕，明廷内仍有人幻想通过投入大量金钱来让蒙古“与建奴为难”。但朱由检认为“恐滋后患”，最终没有同意。 [225]
  • 对朝鲜
朱由检即位前夕，属国朝鲜已被后金铁骑蹂躏（ 丁卯之役 ），被迫与之结成“兄弟之国”的关系。随后朝鲜国王 李倧 派使臣权怗到明朝解释情况。其时朱由检刚登基不久，就接见了朝鲜使臣，并于九月十三日回复朝鲜，对其苦衷表示谅解，要求朝鲜与明朝勠力同心，共灭后金。 [226] 此后，明朝继续与朝鲜保持宗藩关系，朱由检派太监卢维宁册封过朝鲜世子，而朝鲜也不断接济驻扎于朝鲜皮岛的明朝东江镇，并曾配合明军追击孔有德、耿仲明叛军。 [227] 然而到了崇祯四年（1631年），被后金俘虏又逃回明朝的将领 黑云龙 报告了朝鲜与后金贸易往来的情况，促成了明朝对朝鲜的贸易封锁。 [228] 尤其是用于制造火药的战略物资硝石、硫磺，朱由检亲自下旨，严禁出口朝鲜。 [229] 朝鲜原来可以从明朝购买3000斤硫磺、硝石，自崇祯五年（1632年）之后就买不到。 [230] 此后朝鲜连年上表喊冤，请求开禁，然而始终未能如愿。
王武纬奉使朝鲜相关情况的谕旨和奏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后来，清朝发动 丙子之役 ，入侵朝鲜。崇祯十年（1637年）二月，朱由检通过辽东谍报等各种途径得知朝鲜君臣被皇太极围困于 南汉山城 之内，派沿海总兵 陈洪范 出兵救援朝鲜，但朝鲜其实早已降清。朱由检得知后感叹：“属国世称忠义，力屈降奴，情殊可悯。” [231] 后来又表示：“以大国之威，连兵三十余年，亦为此贼所困，小国之不能抗敌，势所固然。” [232] 朝鲜被清朝征服后，多次协助清军攻击明军，因此通过秘密途径告知明朝“名虽在奴，而心还在天朝”，解释自己的迫不得已。 [233] 兵部尚书陈新甲等据此以为可以“联鲜图奴”。崇祯十三年（1640年），朱由检采纳其方案，任命陈新甲的同乡王武纬为副总兵，去朝鲜展开秘密交涉。此后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王武纬三次出海联络朝鲜，第一次没上岸，第二次虽然上岸，但朝鲜人明确告知：“中国若真能杀奴，作得我国的主，我君臣自然助天朝而不助奴；若中国不能杀奴，则我国不敢不助彼。”又表示除非是十万精兵，否则就没必要再来了。 [234] 但在王武纬回国时，朝鲜派僧侣独步（李世忠）跟着王武纬去明朝，表示愿助明伐清。 [235] 王武纬第三次去朝鲜时，朝鲜抱怨称王武纬上次来朝鲜的事情被清朝得知，导致多名朝鲜官民被清朝抓走杀害，这次也没带多少兵力过来，因此催促王武纬赶紧离开。 [234] 随着陈新甲的下狱被杀，王武纬联络朝鲜的计划也被冻结。崇祯十六年（1643年），朝鲜人 林庆业 来投奔明朝。朱由检予以妥善安置，并让他与东江总兵黄蜚商议恢复朝鲜、攻灭满清的大计。 [232] [236] 但翌年明朝就灭亡了。朱由检自缢的消息传到朝鲜后，朝鲜上下“莫不惊骇陨泪”。 [409] 曾有一名朝鲜人 崔孝一 至朱由检陵墓前痛哭绝食十日而死，朝鲜人私下也长期使用崇祯纪元，直至近现代。 [253]
  • 对安南
崇祯年间，明朝延续万历年间对安南采取的“不拒黎，不弃莫”的政策，一面册封中兴黎朝的君主为安南都统使，一面保持对残存 高平 的莫氏政权的往来，并且不介入这两个政权的纷争。崇祯十年（1637年）十二月，黎氏趁朝贡明朝之机，请求恢复“ 安南国王 ”的封号。在求封表文中列举两大理由：一是黎氏多次协助明朝剿灭寇贼；二是黎氏遵守安插莫氏的承诺，但莫氏常骚扰明朝边境，即便黎氏反复致书“告以祸福”，而莫氏自恃祖上亦曾受封都统使，并不听从黎氏的命令。黎氏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该国王爵未封，祖号未复，名分未正，威仪未重之所致也”，因此请求明朝恢复黎氏的王爵封号，以藉“圣主之威灵”降服高平之莫氏。明朝官员对此不以为然，礼部建议“止颁敕书奖励，不惟加封”。而兵部大臣则建议：“莫酋越在关外，亦中国之小藩屏，莫折而入于黎，只益黎氏之强耳，是敬宽（ 莫光祖 ）侵犯内地可诛也，留之牵制黎酋可议也。”最后朱由检没有答应安南的恢复王爵的请求，直到南明 永历政权 建立，才同意恢复“安南国王”的封号。 [237-238]
  • 对琉球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日本 萨摩藩 侵占明朝属国 琉球 （ 萨琉战争 ），但仍保留其国，企图透过琉球来打通对华贸易。明朝识破了这一企图，严格限制萨摩控制下的琉球入贡，将二年一贡改为十年一贡（天启中改为五年一贡）。琉球王 尚宁 在泰昌元年（1620年）死后，新王尚丰在天启年间三次求封，均被明廷拒绝。崇祯二年（1629年）琉球第四次请封时，朱由检破例开恩，批准册封尚丰为琉球国中山王，并拒绝礼部尚书何如宠所提议的“领封”（使臣领册封诏书回国）方式，而是像之前那样遣使“颁封”，任命户科给事中 杜三策 为册封正使，行人司行人杨抡为副使。在福建花了三年时间打造了册封使乘坐的大船以后，他们于崇祯六年（1633年）赴琉球 首里城 完成了册封大典。崇祯七年（1634年），朱由检决定恢复琉球二年一贡的旧例，此时明朝官员依然对琉球的朝贡行为颇有疑虑，认为琉球常常将中琉贸易物品转贩日本，与倭寇相勾结，将引起沿海边境不宁。后来明朝商贩与琉球商人在丝绸贸易上发生纠纷，朱由检遂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接受福建巡抚 沈犹龙 的请求，禁止琉球从明朝采购白丝，这无疑加剧了琉球的经济困难。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琉球新王 尚贤 派遣正义大夫金应元等出使明朝。此行除了朝贡和请求册封自己为王外，还恳请明朝开白丝之禁，以解决琉球生计困难。但琉球使团抵达明朝时，朱由检已自缢，他们只好同南明弘光政权交涉。 [239-240]
  • 对暹罗
暹罗（阿瑜陀耶王国）在崇祯七年（1634年）、崇祯九年（1636年）、崇祯十六年（1643年）三次派人来北京朝贡。 [241] 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时，明朝已丧失保护使臣的能力，暹罗贡使在北京城外遭遇第六次入塞劫掠后撤回途中的清军，使团中五人被俘，到沈阳向皇太极进贡孔雀、鹦鹉。 [242]
  • 对叶尔羌汗国
叶尔羌汗国 东部的土鲁番、哈密在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十一年（1638年）、崇祯十六年（1643年）和崇祯十七年（1644年）进贡。 [243-244] 其中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土鲁番进贡千里马，朱由检亲自检阅，北京官民争相观看，成为一大盛事。 [245] 而且土鲁番还在上表中提出愿意“发回兵助征”，阁臣蒋德璟认为此议可行，建议让土鲁番发兵与甘肃、宁夏两镇配合，剿灭李自成。 [244] 但不知朱由检是否批准。一个月后，北京城破，有六名滞留北京的“回回使者”拒绝对李自成下拜，应该就是这批土鲁番使者。 [396]
  • 对葡萄牙
朱由检为了获得新式火器，积极拉拢租借澳门的葡萄牙人，澳门的葡萄牙人也希望改善同明朝的关系以有利于自己。朱由检即位不久，就从澳门订购10门西洋大炮，同时招募20名葡萄牙铳师。崇祯三年（1630年）四月，护送大炮来京的陆若汉请求去澳门招募葡兵300-400人，并购置更多火器，保证“不过数月可以廓清畿甸，不过二年可以恢复全辽”。徐光启及兵部尚书梁廷栋都极表赞成，朱由检遂批准这一募兵计划，派中书舍人 姜云龙 与陆若汉等去澳门招募葡兵、购置火器。但因朝中的反对之声强烈，加上后金军在五月已全部出塞，所以这支雇佣军行至南昌就被遣返。 [246] 其中，礼科给事中 卢兆龙 的反对态度最激烈，他强调“华夷有辨，国法常存”“堂堂天朝，精通火器、能习先臣 戚继光 之传者亦自有人，何必外夷教演，然后能扬威武哉？”并指出“澳夷”（葡萄牙人）以出兵与否多方要挟，如欲在澳门复筑城台，要求裁撤香山参将并开海禁，请求允许其多买米粮并免岁输地租1万两，请拨广州对海之地以建营房等。朱由检便动摇了，不仅遣返葡兵，还将被弹劾上下其手、谋取私利的姜云龙革职查办。 [247-248] 徐光启继续争取招募葡兵，此举得到兵部尚书熊明遇、吏部尚书 闵洪学 等人的支持，但又因吴桥兵变的发生而被搁置。崇祯十六年（1643年），为了抵御李自成起义军，两广总督向澳门征一名炮手和一门大铁炮；另有三名澳门铳师应征至南京效力。这是崇祯朝最后一次向澳门寻求军事援助，只是此时明王朝已走到尽头，回天乏术了。 [246]

朱由检 正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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