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后，父或母原则上不得擅自变更未成年子女姓氏。但实务中，法院在裁判时会遵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尊重具有一定判断和合理认知能力的未成年子女意愿，结合实际使用姓名的时长、认可与知晓度等因素，允许父或母单独变更未成年子女的姓氏。

认定姓名商品化权侵权，不应要求姓名和自然人人格形象存在唯一对应关系。使用姓名的行为只要具有商业推销目的，就落入姓名商品化权的控制范围。个案中，有必要强化表达自由抗辩，许可法院综合考虑推销目的之显著程度、使用行为的言论价值、替代表达的可能性以及产权机制运作的可能性等因素，豁免部分合理使用者的侵权责任。

姓名是与自然人稳定对应的个人符号，同时包含精神性利益和经济性利益；对“姓氏的选择”和“名字的选择”宜采纳开明立场，在原则上允许私法自治的同时，授权姓名登记管理机关审查；借助未来司法解释明确人格权侵权竞合的具体情形，并规定侵犯姓名权主观上不要求有非法目的、人格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包含律师费等在内。

对“乔丹案”这样一个“确定性判例”之个案规范，在融入法典之前，应重启法政策考量，并在各考量主题之下挖掘事理，联通内外体系、“大小传统”，再由个案裁判通往法条取舍以及后法典的法教义学体系构建。并应看到与商标权相碰撞的“姓名”及“姓名权”的特殊性，体察姓名权人长期放任公然占用带来的失权可能。

姓名权与姓名的商品化权益虽均以姓名为客体，但在性质上属于不同的民事权益，应区别对待,并将姓名的商品化权益作为一种独立的民事利益。姓名在商标上的使用构成功能与目的的转换性使用，由此产生的在先法益不适宜归入姓名权范畴。姓名的商品化权益既要遵循财产权保护的法律逻辑，又要注重政策考量。

姓名权的重点在于保护姓名识别和表征功能的正确发挥，个人信息利益则在于防止个人信息识别功能的发挥，个人信息自决的消极意义更为突出。在立法表达上，姓名权以权利内容表达为主，而个人信息利益应建立在知情同意架构下以义务内容表达为主。应以受侵害的利益内容为主要依据，对同时涉及姓名和个人信息的侵权行为进行判定。

将名人姓名作商标使用，关涉个人权利范围及私权与公共领域划定的双重问题。讨论时，需区分评价使用自己姓名还是他人姓名。为了维持社会公众利益与名人独占利益之间的平衡，需通过“直接商业性身份”测试来界定法律上的名人范围。而当自然人将具有一定知名度相同之自己姓名作商标使用时，涉及商标权与姓名权间的权利衡量。

认定姓名权侵权应以“存在干涉、冒用、盗用他人姓名的行为”为唯一标准。姓名权与署名权不同，注册商标侵犯姓名权以造成混淆为前提，姓名权与名誉权、个人信息权益存在侵权竞合的现象。姓名权侵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律师费及行为责任相适应原则与一般侵权无异。行政行为、司法行为侵犯公民姓名权不能通过民事诉讼加以解决。

司法实践中不加区分地将非法使用姓名之外的其他个人信息、姓名权被侵犯所波及的其他权益也纳入姓名权保护范围，导致姓名权沦为"兜底性人格权"，扰乱了人格权保护体系。应当以姓名权的应有内容和范围为依据，重新梳理姓名权侵权类型，划清姓名权与个人信息权等具体人格权的规制范围，以确保法典内部的协调与统一。

姓名命名权中的姓氏决定权只要不违背家族意志即应承认其私权属性。姓名变更权虽属私权但仍宜原则上设定变更次数的上限。父母离异的情况下未成年子女已登记姓名的变更，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人格权编 （草案）・ 民法室室内稿》理应整合上述裁判规则建构姓名权的行使规范。

姓名权与姓名的商品化权益在性质上属于不同的民事权益，故应区别对待，将姓名的商品化权益作为一种独立的民事利益。姓名的商品化权益既要遵循财产权保护的法律逻辑，又要注重政策考量。我国的商品化权益保护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的概念和经验，而是须符合国情、立法状况和实际需求。

最高院（2016）最高法行再27号行政判决书未能把握民法各项制度规则，对“在先权利”范围的认定有不当扩张之嫌；且判决书坚持的“稳定对应关系说”在认定姓名权侵权案件中也背离了姓名权的宗旨和内涵。判断姓名权侵权应区分情形并结合相关因素确定姓名指向某特定自然人，同时将姓名权人积极使用姓名作为侵权要件之一。

姓名权所保护的，其实并不是符号意义的姓名，而是该姓名所指示的自然人的人格，只有在足以认定姓名与特定自然人具有同一性的情况下，才谈得上侵害姓名权的问题。具体而言，判断是否侵害姓名权及其商业化使用，需要考量形象要素的整体性要件。单一的“姓名”要素不足以构成对知名人物姓名权及其商品化形象权的侵害。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权利的时代”，权利意识的觉醒、对个人自由的追求，甚至让我们的时代出现“泛权利化”的倾向。如何在这些诉求中发现新兴权利，建立从司法实践理性向立法形式理性转化的路径，是新兴权利体系构建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实践中以姓名权解决窃取他人职业资质类的案件存在法律适用上的局限，这类案件并不符合“盗用”他人姓名的侵权方式，职业资质利益也不属于姓名利益，这种利益的本质是自然人凭借具体行为能力在参与社会分工活动中所获得的社会资源分配利益，自然人具体行为能力外部标表形式是职业资质证书。

“标表型人格权”因其客体的外在性、可支配性和可商业利用性等特征，在内容构造上有别于其他人格权，但本质上仍是一种“受尊重权”而非“支配权”。“受尊重权”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标表型人格权”的非财产属性，所谓“人格标识商品化权”与其说属于人格权范畴，不如说是一项特殊的财产权。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4 年 6 月所发布的第29号指导案例“天津中国青年旅行社诉天津国青国际旅行社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纠纷案”中，明确将企业名称的简称也纳入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的适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