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老舍的作品先后九次被搬上银幕（《我这一辈子》、《龙须沟》、《方珍珠》、《骆驼祥子》、《茶馆》、《月牙儿》、《鼓书艺人》、《离婚》、《不成问题的问题》）。1949年拍摄的《我这一辈子》是第一部改编自老舍作品的故事片，也是迄今为止改编最为成功的影片。

1936年的夏天，老舍辞去山东大学的教职，在青岛黄县路6号闭门写作。至1937年抗战前夕，用了一年的时间，老舍在书房的东窗下完成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和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前者以写人力车夫为主，后者是巡警的自叙。1937年7月，《我这一辈子》在《文学》杂志发表。1947年1月，《我这一辈子》由惠群出版社出版。

1949年10月，根据《我这一辈子》改编的同名电影由上海一家私营电影公司——文华影业公司投入拍摄。石挥自导自演。石挥喜欢老舍的作品，熟悉北京底层人民的生活。老舍的《我这一辈子》，让石挥想起他小时候熟悉的北京宣武门外达智桥的巡警，想起他四合院的街坊们。

老舍的原著只写到1921年，主要是写巡警“我”及其一家的命运。而石挥的改编则延伸到1948年底，从清王朝、北洋军阀、日本侵略者一直延伸到国民党政府。石挥在改编时新设置了共产党“地下”党员申远这个角色。影片三分之二的内容是石挥创作的。石挥拍摄《我这一辈子》的政治倾向是十分鲜明的：痛恨旧社会，热爱新中国。关于影片的结尾，石挥最初的设计是：“‘我’（老巡警——作者注）在树旁睡着了，北平解放了。他被歌声惊醒，看见儿子在队伍中，两人抱在一起，跟着队伍前进。”但文华影业公司作为一个私营电影厂，难以动员很多人拍摄“入城式”。于是改编剧本时，石挥不得不让“我”死了。拍摄到中途，石挥还是觉得“我”不应该死，便去上海郊区看外景，但找不到空地。想去借飞机场，但国民党的飞机时时来轰炸，还是不可能。据饰演老巡警的儿子海福的演员李纬回忆：“这个片子（拍了）两个多月，三个月。有些改变是石挥没有办法了。比如结尾，本来是父子在入城式见面的，结果石挥到新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作者注）借不来入城式的新闻纪录片，没办法了，只好让他（石挥演的老警察）死了，把大旗交给我，让我撑着大旗。结尾改动最大。”

1949年10月，石挥带着摄影师在北京拍了12天外景，一共拍了五十几个镜头。大部分镜头用在了影片的开头，配合上“我”那饱含人生感慨的旁白：“北京啊北京！这是咱们中国的古城啊。从元明建都到现在，差不多七百年了。中和殿、太和殿、保和殿，红墙琉璃瓦，昆明湖、十七孔桥，多好的风景啊！——可是城里边的老百姓呢？穷喔！苦啊！可是真安分呀！”

1949年底，电影《我这一辈子》在上海进入后期制作。1950年春节，《我这一辈子》公映，成为当年最卖座的电影。《我这一辈子》公映时，老舍已从美国回国，在北京乃兹府丰盛胡同10号（今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丹柿小院”动手写《龙须沟》剧本。1950年6月15日，石挥来到北京，和老舍一起研究新剧本。一个月后，石挥带着老舍的话剧剧本《方珍珠》回到上海。1956年，石挥执导的老舍话剧《西望长安》在上海公演。

石挥和老舍是多年的好朋友。拍《我这一辈子》、《关连长》、《鸡毛信》时，石挥正和北京总政京剧团的演员童葆苓谈恋爱，总是抽空到北京大栅栏胡同童葆苓家玩儿。石挥也到过老舍居住的“丹柿小院”。据舒乙回忆：“有一次，父亲突然听说石挥由上海到了北京，躲在一个什么小旅馆里，不愿意见人。他立刻把市文联的秘书长请来，让他千方百计要把石挥找到，然后去订一桌丰盛的酒席，邀请他赴宴。秘书长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石挥找到，向他说明了来意。石挥不肯答应。最后，秘书长只好摊牌，说这是老舍先生布置的。石挥欣然从命，跟着上了车。先到父亲家，父亲根本不提那些政治运动方面的事，让他看花，看画，看猫，说了好多笑话。石挥的情绪一下子就上来了，痛痛快快地听父亲的安排。到出门上饭馆的时候，（石挥）已经又开始情不自禁地学父亲了。只见他们两人，一前一后，亦步亦趋，走得一模一样，引得过路人都停下来，抿着嘴笑。”

根据舒乙的回忆，石挥和老舍的这次见面是在1957年。笔者查阅了相关史料，证实舒乙的回忆是准确的。1957年春天，石挥的爱人童葆苓已经调到上海。石挥自编自导的故事片《雾海夜航》正在筹拍。4月，石挥到北京参加中国电影工作者代表大会。这是石挥最后一次到北京，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老舍。

1957年，石挥在一篇总结中提到想再拍一部老舍的作品：“如可能，我想争取改编老舍先生的一部作品。我从小就读他的作品，而且对北京的生活又较熟悉，老舍先生笔下的人物对我来说都不是陌生人，至于选哪一部作品尚在考虑中。”

1957年，电影《我这一辈子》获文化部1949至1955年优秀影片故事片二等奖。同年7月，老舍写出话剧剧本《茶馆》。11月，石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