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璀璨的历史苍穹中，诸葛亮是一颗耀眼的明珠。他的光辉形象之所以能够超越时空，千百年来一直存活在世人心中，一方面由于他是智者的集成，另一方面因为他是忠良的化身。

论才，诸葛亮满腹经纶、才华绝世，极尽“百家众学之精、三韬五略之道、纵横捭阖之奇”，从出山到病逝的 27 个春秋中，四方征战，屡建奇功，帮助刘备据有荆州，收复西川，后又取得汉中，建立了蜀汉政权。

言忠，诸葛亮“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辅佐后主勤勉有加、夙兴夜寐，集中体现了千百年来儒家圣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格信念和“士为知己者死”的文化传统，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更是广为传布，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中，诸葛亮被塑造成一位清醒而痛苦的悲剧英雄。说英雄，是因为他用自己过人的才智辅佐刘备，与关羽、张飞等人精诚团结，一起开创了蜀国的基业，奠定了三分天下的格局；说悲剧，是因为他与刘备等人无论怎样努力，都未能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说清醒，是因为在初出茅庐之时，他就已知道未来的悲剧结局；说痛苦，是因为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身上，既有可以为后人师法的高尚人格与美德，同样也有令人深思的性格缺陷和教训。

书生自是大英雄

将张飞、关羽、赵云这些沙场征战、叱咤风云的武将们称作英雄，相信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但如果将白面书生诸葛亮也称作英雄，未必能得到所有读者的认同。不过只要认真阅读《三国演义》就可知道，诸葛亮不仅是位英雄，而且是位大英雄。英雄未必一定是冲锋陷阵、杀敌无数的猛汉，看似文弱的白面书生运筹帷幄，同样可以决胜千里之外，可以缔造惊天动地的伟业。

将诸葛亮出山时的年龄与同时代其他人进行对比，可以很直观地了解为什么诸葛亮是位大英雄：建安 12 年（公元 207 年）， 47 岁的刘备三顾茅庐。这一年诸葛亮 27 岁。与刘备同去的关羽 46 岁，张飞 41 岁。看到这种年龄的差异，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关羽、张飞在三顾茅庐的过程中屡屡不满了。当然，也可以由此明白三顾茅庐何以会成为千古佳话，它固然成就了诸葛亮，也同样成就了刘备求贤若渴的美名。

再看看诸葛亮对手们的年龄。这一年曹操 53 岁、孙权 26 岁、周瑜 33 岁、鲁肃 36 岁。仅从年龄上不难看出诸葛亮的劣势：缺少阅历和经验。对一位刚出道的年轻后生来说，脱颖而出该是何等困难，更不用说要奠定三分天下的格局了。对刚刚出山的诸葛亮，关羽、张飞起初是相当不信任的，他们看到“刘备自得孔明，以师礼待之”，心中自然不悦，直言不讳地告诉刘备：“孔明年幼，有甚才学？兄长敬之太过！又未见他其实效验。”

不久，诸葛亮用“三把火”即火烧博望、火烧新野、火烧赤壁证明了自己，也证明了刘备，让关羽、张飞等持怀疑论者从此心悦诚服，甘心接受调遣。对诸葛亮过人能力体会最深者也许是他的老对手周瑜，他是被诸葛亮气死的，临死前曾心有不甘地仰天大叹：“既生瑜，而何生亮！”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全书的核心人物，不仅着墨最多，而且人格被描绘得近乎完美。在作者饱含情感的笔下，他成为贤相忠臣的化身，鞠躬尽瘁，为明君所信任，得以充分施展才能，治国带兵有方，足智多谋。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有着超乎常人的神奇才能，呼风唤雨，预知未来，以至于鲁迅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之说。

在诸葛亮出山前，对其过人的能力，徐庶曾向刘备进行过郑重推荐：“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也”，“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盖天下一人也”。后来他又说了同样的话：“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熟读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非等闲之辈也。”深知诸葛亮的司马徽也有同样的说法：“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也。”他们都是诸葛亮的朋友，深知这位卧龙的才能，知道其必能成就大业。

知不可为而为之

《三国演义》作者的立场十分鲜明，那就是拥刘反曹。他在一些主要人物如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身上寄托了个人的政治理想、道德理想、人格理想，极力描摹他们的英雄壮举和高尚品德。在刘备一方，明君、贤臣、良将、人心等各种取胜的条件都已具备，他们的事业轰轰烈烈，但最终还是未能取得预想中的胜利，而且在鼎足而立的三方中最先谢幕退场。

在这场震撼人心的大悲剧中，诸葛亮无疑是最为清醒、也是最为痛苦的一位。按照作品的描写，以其先见之明和过人的洞察力，他早就预料到这一结局。当所有的努力注定是一场徒劳的忙碌时，预知未来的人无疑是最为痛苦的，因为他无法像别人如刘备、关羽、张飞那样，不知道未来，就永远对前途怀有一份希望。

在诸葛亮出山伊始，就已笼罩着一层不祥的气氛，司马徽早就提醒过刘备：“虽卧龙得其主，不得其时。”可惜刘备只是在感叹司马徽“真隐居闲士也”，未能听出弦外之音。在当时隆中一带隐居的高士中，这可以说是一种共识，并非只有诸葛亮一人意识到这一点。也许诸葛亮还不清楚这场历史大幕最后究竟以什么方式拉上，但他对自己到底能走多远，能做到什么程度，早在隆中面对刘备时心里就应该已经有数了。毕竟在观天象、识天时方面，他绝对是一位内行。

也正因为此，出山辅佐刘备对诸葛亮来说，是一个十分艰难的选择。他一生只活了 54 岁，刘备三顾茅庐时，其人生刚刚走过一半，答应出山，就意味着用宝贵的后半生时间去做一件根本不能取得成功的事情。三顾茅庐尽管史有其事，但在《三国演义》中，作者赋予了新的内涵，也让诸葛亮这个人物更为丰满，更有深度。没有与生俱来的英雄，在诸葛亮身上，也可以看到其平凡的一面。

起初诸葛亮是不愿意出山的，作品对此有明确的描写。徐庶向刘备推荐过诸葛亮之后，担心其不愿出山，曾专门到卧龙岗去找诸葛亮，告知事情原委，希望他能够辅佐刘备，成就大业。诸葛亮听过之后，心里并不高兴，他埋怨徐庶：“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话说得很清楚：你徐庶都知道刘备不可能一统天下，为何要让我来做牺牲品。说完“拂袖而入”，结果徐庶“满面羞惭，不辞而退”。需要说明的是，作品写诸葛亮的拒绝并无损于其正面形象，相反更能突出其勇于牺牲、敢于担当的高尚品格。

尽管一再拒绝，诸葛亮最终还是出山了，是刘备屈尊下驾的诚意打动了他。刘备明确告诉诸葛亮，自己的目的在“兴仁义之兵，拯救天下百姓”，当诸葛亮以“久乐耕锄，不能奉承尊命”的理由拒绝时，他痛苦到“苦泣”的程度，而且“泪沾衣衿袍袖，掩面而哭”。孔明深为感动，毅然表示：“将军若不相弃，愿效犬马之劳。”简单的话语里透着悲壮，这意味着其悲剧人生的开端。

也就是在这一次的会面中，诸葛亮为刘备指明今后努力的方向：“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本，后取西川建国，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他已经告诉刘备，自己可以做到哪些，哪些是做不到的。他可以做到的是鼎足而立，三分天下。对于定中原之事，他用了一个“图”字，显然这只是一种远大的理想，至于能否实现，还存在很大的变数。事实上，诸葛亮心里很明白，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注定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老实说，为身无定处的刘备在魏、吴的夹缝间寻得一片存身之地，形成鼎足之势，这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足可看出诸葛亮的远见卓识与过人才能，事后的发展也一步一步验证了他在隆中的那番话。

三足鼎立注定是诸葛亮事业发展的顶峰和极限，他无法使蜀国这个最弱小的一方再多走一步，因为他深知曹操“诚不可与争锋”，孙权“可用为援而不可图”。既然其他两方不可争锋、不可图，显然兴复汉室、北定中原就只能是一个理想，一个无法完成的浪漫理想。

当诸葛亮放弃务实的作风，不顾天时和实力，执意放手一搏时，悲剧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为此付出代价的不仅是他个人的生命，还有他亲手缔造的这个国家。上方谷火烧司马懿父子可谓妙计，但未能取得成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上方谷大雨的描绘写出了诸葛亮面对上天的无奈与苦痛。

实际上天命不过是当时形势的神秘化表达，熟知天命的诸葛亮明白，蜀国虽在魏、吴的夹缝中打拼出一片天地，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但它已没有多少发展空间，这是由蜀国自身的实力和当时的形势决定的，非个人之力所能改变。当形势的发展超出隆中的蓝图时，诸葛亮面对的考验才真正开始，蜀国何去何从，全看他如何安排设计。

关、张、刘三位第一代创业者的相继去世是一个转折点。之后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局面，相比创业时，诸葛亮面临的环境更为险恶，天时、地利等关键要素的缺乏之外，苦心营造的人和优势也正在逐渐丧失：原先形同鱼水的君臣关系因后主的昏庸和宠幸宦官而不复存在，大将的不断夭折使他经常陷入“无米之炊”的尴尬，时隐时现的内讧内耗也损伤着蜀国本就不够充沛的元气。以当时的政治形势，守成待变无疑是最佳的选择，这也是包括刘禅在内的不少蜀国君臣的想法，比如谯周就明确对诸葛亮的北伐提出质疑。身为皇帝的刘禅也不认同这种北伐，其“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之类的劝告固然听起来缺少志气，但未必就是误国祸民的昏招。出人意料的是，这位一生谨慎稳重的操盘手在其人生最后阶段下出的却是一招招险棋，他放弃了和棋。

他已经为先帝刘备开创了三分天下的不世之功，又想为后主刘禅实现北定中原的远大理想。诸葛亮一直强调自己身受先帝托孤之重，白帝城的托孤既是他六出祁山的动力，也成为其沉重的心理负担。

重压并没有使诸葛亮屈服，相反，他变得更加激昂，这也许可以看作是一种精神上的升华。其品德是无可怀疑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为自己和蜀国制定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这种进攻是最好防御的策略虽然在军事史上也颇有成功的先例，但对势力单薄的蜀国未必适用，相反它还加快了蜀国的灭亡。这次他无法再像先前那样创造奇迹了，固执的逆天而行之举使他失去了命运的青睐，等待他的不再是功勋和荣耀，而是冷冰冰的失败和绝望。

既然路还没有走到尽头，就不能不顽强地走下去。只是每一步都迈得分外艰难、分外沉重，从前、后出师表那充满苦涩的语气中分明可以感受到一种凄凉的暮年心态。但他依然坚持着，支撑他的是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是兴复汉室、北定中原的远大理想。

性格决定命运

导致西蜀走向灭亡的并不全是上天的安排，其主要领导人物诸葛亮的性格缺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与其说是他输给了残酷无情的天命，不如说是输在了自己手里。

对马谡的任用问题，刘备早在白帝城托孤时就已警告过诸葛亮。马谡虽有其短处，但他并非庸碌之辈，关键是要知人善用，将其安排在合适的位置，充分发挥其才干。显然诸葛亮未能把握好这一点，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出于对蜀国事业的忠诚，诸葛亮处处谨慎，不敢冒险，生硬地拒绝了魏延至今看来仍不失绝妙的奇计，那就是亲率精兵 5000 从子午谷偷袭敌人，形成前后夹击之势。诸葛亮的拒绝挫伤了魏延的积极性，其后又设计将其推向不归之路，造成不必要的内讧。魏延最后的反叛，诸葛亮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诸葛亮喜欢锦囊妙计式的调兵遣将，这固然可以收到戏剧般的神奇效果，但也养成了手下的依赖性，削弱了他们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这不利于培养人才。直到临终，他仍在使用这种指挥方式。诸葛亮有过人的智慧和才干，但未能培养出像自己同样精明强干、独当一面的接班人。虽然行军布阵略胜司马懿一筹，但在培养新人方面远不如后者，只要看一看两人后代在战场上的表现就可明白这一点。也许是迫切的现实使他无法顾及长远的规划，也许是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但实际上到他晚年时这一问题已表现得十分突出了。处于成长期的后主刘禅并非弱智，竟然如此昏庸无能，作为肩负辅佐重任的托孤大臣，作为大权在握的相父，不能说没有失教之责。

事无大小，事必躬亲，这也是诸葛亮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在个人品德上是无可挑剔的，但实际效果未必最好，常常事与愿违，毕竟个人的精力有限，事无巨细，一一过问，不肯放手，这无疑让手下失去很多独立成长的宝贵机会。结果，国家的命运完全系于个人自身的安危，在个人来说，这固然是一种十分理想的状态，但其中蕴藏的巨大风险也是可以想见的。人活着，一切运转正常；人一旦遭遇不测，整个国家也必将随之走向没落。他是创立蜀国基业的毫无争议的第一功臣，同样，排除天命的因素之外，蜀国的灭亡他也要负最大的责任，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诸葛亮并不怕死，他深知自己生命的重要，为此向上天哀求，延长自己的生命，延续自己的事业，但上天是冷酷的，他只能无奈地和将士们告别，和自己的事业告别。“悠悠苍天，曷我其极”，五丈原的秋风彻骨生寒，命运对这位壮志未酬的老人确实是过于残酷，他走得极为不甘，而且走在了老对手司马懿的前面。

他太想再创造一次奇迹了，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给了他作为臣下所能享受的最高礼遇，这是其鞠躬尽瘁的强大动力。因为目光过于超前，过于清醒，注定要比别人承受更多的痛苦。他仿佛西方神话中的西西弗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顽强且徒劳地努力着。从某种意义上说，六出祁山与其说是一系列军事行动，不如说是一种精神追求。上天给了他过人的才智，但并没有给他与此匹配的条件和运气。他只能在无限感叹和苦痛中看着自己一生苦心经营的事业走向毁灭，于无奈中走完悲壮的人生。

嘉宾简介： 苗怀明，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兼任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古代小说网创办人。出版《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风起红楼》、《吴梅评传》等论著多种，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