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每日一签 |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①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出自《孟子·尽心下》

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土谷之神为次，君主为轻。所以得着百姓的欢心便做天子，得着天子的欢心便做诸侯，得着诸侯的欢心便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改立。牺牲既已肥壮，祭品又已洁净，也依一定时候致祭，但是还遭受旱灾水灾，那就改立土谷之神。”

①丘民一一丘，众也。或云：“丘”借为“区”，小也。

——杨伯峻《孟子译注》

孟子的仁政思想，其道德基础最重要的是“仁者爱人”和“以 民为本”的思想。民本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的传统、而其最鲜明的一个表述就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中国古代，以什么为“贵”，就是表示以什么为最有价值。比如《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说礼的运用是以和谐为最有价值。《孝经》引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就是说在天地所生的人与万物中，人是最有价值的。《吕氏春秋 ・ 不二 》篇说“孔子贵仁”，就是说孔子是以仁爱为最有价值。孟子在这里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说相对于社稷和君主而言，人民是最有价值的。在中国古代，“人”和“民”是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一般来说，“人”是相对于神和物而言，“民”是相对于国家政权和执政者而言。“仁者爱人”的“人”包括了“民”在内，而“民”又是相对于国家政权和君主来讲的。在“民为贵”之后是“社稷次之”，“社稷”本是国家祭祀的土谷之神，它又成为国家政权的一个象征。“君”虽然是最高的执政者，但是与人民和社稷相比，“君为轻”，君主的价值要次于人民和国家政权的价值。这就是“民贵君轻”，儒家文化的民本思想高于王权主义。

本章“是故”后面的话，就是孟子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解释。“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这是讲的“民为贵”。“丘民”的意思是众民或田野之民，实际就是指普通的老百姓。“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因为人民是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所以“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说的“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如果不得民心，而是只得到天子的青睐，那么他只能当诸侯。如果更次一等，他只是被诸侯国君所看重，那么他只能当大夫。由此也就体现了“民为贵”。

“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在《万章下》篇讲到齐宣王“请问‘贵戚之卿’”，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君主有错误，臣下要去谏阻他，如果多次谏阻他，他还是不听，照样坚持自己的错误，这就危及了社稷国家的安全，那怎么办？对于同姓的“贵戚之卿”来说，就要改换君主，也就是“易位”或“变置”。这可以说明与社稷相比，君主的价值要“轻”。

后面又说:“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 则变置社稷。”“牺牲既成”是用牲畜来祭祀社稷之神，“粢盛既洁”是用谷物来祭祀社稷之神。对社稷之神都按时祭祀了，礼节都非常周到，社稷之神就应该保佑人民的生活安康，但是仍然有旱灾和水灾，这就是社稷之神保佑百姓的职责没有尽到，那就要“变置社稷”，把祭坛上的土谷社稷之神换一换。这说明与“民为贵”相比，社稷的价值要“次之”。

在孟子之后，荀子也有一段话很重要。他说:“天之生民，非 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 《荀子 ・ 大略》 ) 意思是说，天生下老百姓，不是为君主而生的；天立了君主，是为民而立的。为了谁，就是以谁为价值主体。说天之立君是为民而立，这就是以人民为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是以人民为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因为人民是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所以“民为贵”，人民是最有价值的。

崇尚道德和以民为本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也可以说是中 国文化的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崇尚道德和以民为本，这两条从孔子的“ 祖述尧 舜，宪章文武”就已经奠定了。孔子所编纂的《尚书》，是以《尧典》为首篇。《尧典》记载：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克明俊德”当然就是崇尚道德，重视个人的修身，和后面的“ 以 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连在一起，就是后来《大学》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黎民于变时雍”的“时”是善，“雍”就是和。通过“修、齐、治、平”，儒家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社会的普遍的道德和谐。

《尚书・皋陶谟》篇记载帝舜和皋陶、大禹讨论政务，皋陶 说 :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意思是说，天的“聪明”是根据人民的视听来视听，天的“明威”是根据人民的意志进行赏罚。后来在《尚书》的周代文献中就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就如同我们现在说的“老天爷”，他的视听是根据人民的视听，人民的向往、欲求，老天爷是一定要服从的。老天爷是服从于老百姓的，这就是“民为神之主”的思想。

到了春秋时期，《左传》中就记载:“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中国文化有对“神”的信仰，但是并不急于去敬神，因为民是神之主，执政者要“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神是听老百姓的，“依人而行”，你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神才会保佑你。国家要兴旺，就要先 “听于民”；如果执政者离开民而“听于神”，那么国家就要灭亡了。

孔子和孟子都继承了中国自上古以来的民本思想。孔子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作为比“仁”还要高的“圣”的境界(《论语・公冶长》)。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为政要先“富之”后“教之”(《论语・子路》)。孔子在讲到尧、舜、禹之间的禅让时记载，尧对舜说:“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此命禹。(《论语・尧曰》)意思是说，执政者必须持守中道，如果四海之民困穷，那么执政者的权位俸禄也就永远终结了。使四海之民免于困穷，是执政者当然的责任。孟子更为鲜明地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提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是对以前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如何评价儒家的民本思想？在我看来，首先是“天民一致”， 也就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在民心、民意之上，并没有一个更高的所谓“天道合法性”。如果把“天”和“民”分开，另讲一套“上帝信仰”“天道合法性”，那就不是儒家思想了。其次是“民为贵”，“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人民是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在儒家思想中民本主义高于王权主义。再次是传统的民本思想与君主制结合在一起，所以它并不是近现代意义的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民主。因为人民是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天下为主，君为客”，如果我们吸取秦以后君主集权制的历史经验教训，那么应该说从民本走向民主符合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

——李存山《<孟子>七篇解读》 （尽心篇）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