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关学文化促进会

北宋儒家巨子张载在陕西宝鸡眉县横渠镇著书立说，开创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关学精神，被古往今来的有识之士所尊崇。陕西省关学文化促进会是以文化自信和弘扬推动关学精神在新时代发展为己任的社会团体，感谢您的关注！

对国学和传统文化稍有研究者都知道“北宋五子”，即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程颢、程颐）兄弟。此五人因对开创孔孟新儒学（理学或宋明理学）作出的巨大贡献，被后世学界奉为“理学五子”，又称“宋五子”或“北宋五子”。

其中，周敦颐（１０１７年－１０７３年）为宋代理学的开山之祖，其学说混合了道家无为思想和儒家中庸思想。其著作《太极图说》堪为宋明理学初期的代表作，书中提出“太极而无极”的宇宙生成论，为科学宇宙观奠定了基础。他开宗明义地告诉世人：世界是圆的，是有阴阳变化规律的，一切事物的发展必须遵循自然的变化。邵雍（１０１２－１０７７年）为北宋天象数学的创立者，其思想愿与道教。他将宇宙发生的过程归结为神秘的“象”“数”的演化过程，以“天地之数”和“圆方之数”作为天地源起之象征，并以此二数分为十六大位，以穷究天地体用之变化。二程为北宋理學的奠基者，建立了系统的以精神的“理”（万理归于一理）为核心的学说体系，且二程的“洛学”与朱熹的“闽学”被南宋以后的各朝奉为国家科举考试的官方指南，后人将之合称“程朱理学”。

周敦颐酷爱老家濂溪，其理学学说被称之为“濂学”。他的“太极而无极”理论和其后张载开创的“关学”所主张的“气本论”有着紧密的关系。张载认为“太虚不可无气，气不可无太虚”“大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在周敦颐“天地是太极”的观点上，张载将世界描述为“太虚”，而“太虚”就是宇宙的本体。周敦颐认为“太极”的运作是靠“气”，这也是道家哲学思想观的集中体现；而张载认为“太虚”和“气”是两个相对客观的主体，是相依相存的关系。他将自然界概述成“太虚即气”，认为“气聚则凝聚为物，气散则回归太虚”。这在古代哲学思想领域堪称较为突出的成就，而周敦颐的“太极而无极”无疑对关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张载比周敦颐小三岁，两人的诸多理学思想已成为宋明理学公认的开山之作。但翻遍史书典籍，却难以发现二人有过直接接触。而程颢（１０３２—１０８５年）、程颐（１０３３—１１０７年）则与周敦颐有交集，甚至一度还是后者的学生。庆历四年（１０４６年），周敦颐担仼荆湖南路郴州郡郴州县令期间最突出的政绩就是兴教办学。初到郴县，周敦颐就拨冗利用旧有县学兴教讲学。当时，二程之父程珦身在南安（今江西省大余县南安镇），距郴州不远，有机会结识周敦颐，见他“气貌非常人”，与之交谈，更知其“为学知道”，便与之结为朋友，随即将二子送至南安，拜其为师。周敦颐气质高雅，看重“诚”、讲究“静”，那篇传世的《爱莲说》正是其学风品德之明证。而二程兄弟亦被后人贯之以“雅致德高”“操守高洁”“儒态可拜”。冥冥中，二程之品行美誉和濂溪先生不谋而合，可见师徒间传递的不仅是学说，更是高格的人品气质。

邵雍，字尧夫，谥号“康节”，集聪颖智慧和勤奋努力于一身，在北宋理学的发端中也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据《宋史·邵雍传》载：　“（邵雍）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远而古今世变，微而走飞草木之性情都能深造曲畅，通达不惑，而且智虑绝人，遇事能前知。”可见，邵雍不仅刻苦努力，更是天资聪颖的天才化身。他著书立说，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伊川击壤集》等著作十余万言流传于世。他认为历史是按照定数演化的，并以其先天易数，用元、会、运、世等概念来推算天地的演化和历史的循环。对后世易学影响颇深的《铁板神数》《梅花心易》都出自邵雍，后人尊称他为“邵子”。无论从才干或品德方面看，邵雍都不亚于孔明，只因其长期隐居，其名不为后人所知。程颢曾在与邵雍切磋之后赞叹：“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程颐亦评价其：“其心虚明，自能知之。”

邵雍比张载年长约十岁，在学问方面起步得也比较早，可说是张载的“理学先兄”。其最大成就——“易说”显然影响了远在关中的张载。张载在延州拜见范仲淹后，回归故里研究学问，首先触及的就是“易”。那时，邵雍应是三十多岁，已有了相当的学术名声。虽然尚无确凿史料显示张载所编撰的《横渠易说》受到了邵雍的指导，但其所涉内容和邵雍对易学的理解是一致的。如他认为，“以阴阳奇偶之数作为天圆地方之数的基础，并以阴阳刚柔之四象、八卦配合干支之数，参以天地变化之数和体四月三之原则，以导出象征生灵万有之动植通数”。这些学说和观点都和张载提出的有关天文的科学思想有着紧密的连接，且两人都喜好占卜和命理。抑或是心有灵犀、习性相通，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竟然走到了一起。

熙宁十年（１０７７年），张载二次辞官，准备回乡。启程前，寓居汴梁的邵雍已病入膏肓，进入生命的最后时刻。《宋史》卷四二七载：“雍疾病，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晨夕候之，将终，共议丧葬事外庭，雍皆能闻众人所言。”又据《二程集·邵氏闻见录》载“熙宁十年……康节已病，子厚知医，亦喜谈命，诊康节脉曰：‘先生之疾无虑。’又曰‘颇信命否？’康节曰：‘天命某自知之，世俗所谓命，某不知也。’子厚曰：‘先生知天命矣，尚何言。””这是张、邵二人有文字记载的唯一一次见面对话。遗憾的是，这次相会竟是他们的永诀。张载与司马光等人安葬完邵雍后，于同年在归返横渠的途中也因疾病发作追随邵雍而去。人生的无常竟也是如此的巧合！

“北宋五子”中与张载交集最多的当属二程兄弟。从血缘上看，张载还是二人的表叔，比其他人关系亲密很多

１０５６年，三十七岁的张载赶赴宋都汴梁参加科举考试。等候发榜期间，他受文博彦（时任副丞相）之邀，在开封“设虎皮椅，开坛讲《易》”，据说观者数千，听者赞誉不绝。二程闻讯而来，听完表叔的讲学，即对其所讲内容提出了诸多意见。三人论毕，张载遂感“学不如二程”，随即撤去虎皮椅，对众多听讲者表示二程才是诸位应该学习的对象，自己并不如他们。这个故事展现了张载在治学方面的谦虚态度，也验证了他与二程之间术不避亲的可贵品德。其后，二程与张载多有交流。１０６９年，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张载被远派至明州（浙江宁波）审理苗振贪腐案件。程颢曾上书神宗要求留张载在朝为官。《乞留张载状》一文就是程颢所写。紧接着，张载与程颐又通过书信来往“论修养功夫”。《二程集》中，程颐又作书《答横渠先生书》。这一系列的举荐、交流、书信往来等，无不说明张载和二程之间紧密的关系，以及对某些问题的见解契合程度之高。

张载思想中最被二程称赞的是他的《西铭》。这篇励志铭文其实是其著作《正蒙》最后第十七篇“乾称”中的一段文字。张载本人也将之视为可张贴至横渠书院墙牖（墙上开的窗户）上供学生阅览的座右铭，并曾以《订顽》为题，录于书室。张载去世后，此文被程颐改名为《西铭》，当时学者皆“悉宗之”（认为名字改得好）。《正蒙》中的另一段文字，张载也曾以《砭愚》为题书于墙牖，后也被程颐改称《东铭》。但相比之下，还是只有两百五十二字的《西铭》影响力更大。

此外，关学和洛学中的很多见解都是可以互为解读的。张载去世后，很多关学弟子纷纷投拜二程门下，继续学习洛学，形成“关洛融合”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１０７７年张载从汴梁再次辞官回横渠，途经洛阳时和二程进行了此生最后一次面对面的深人学术探讨。这次探讨的中心为井田制、穷理尽性、龙女衣冠、以礼为教四个命题。其后，张载继续西行，行至西安临潼突发重疾而故，终年五十八岁。程颢遂作悼词《哭张子厚先生》，以怀念这位亦师亦父、亦兄亦友的理学大宗。其悼词云：“叹息斯文约共修，如何夫子便长休！东山无复苍生望，西土谁共后学求？千古声名联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寝门恸哭知何限，岂独交亲念旧游！”

张载生前曾写诗作《诗上尧夫先生兼寄伯淳正叔》于邵雍程三人。其中一篇如是道：“顾我七年清渭上，并游无侣又春风。”由此可见，他们彼此间情谊甚笃，交往频繁。淳祐元年（１２４１年）南宋理宗赵昀下诏追封周敦颐“汝南伯”、张载“郿伯”、程颢“河南伯”、程颐“伊川伯”。在孔庙陪祀中，均有“北宋五子”的一席之位。其中，周敦颐和程颢于１２４１年、１３１３年两次从祀为先儒，１６４２年升为先贤，分别被供奉在东庑第三十七位和第三十八位；张载和程颐在１２４１年、１３１３年两次从祀为先儒，１６４２年升为先贤，分别被供奉在西庑第三十八位和第三十九位；邵雍也在１２６７年从祀为先儒，１６４２年升为先贤，被供奉在东庑第三十九位。此时，嵯峨庙宇、威然殿堂之上，“五子”齐齐端坐神位，以其留于浩瀚时空的博大心胸和精深思想依然向世人讲述着不老的哲思。而他们终于可以互为天佑，延续这千年的神交。

适逢张载千年诞辰，特在此作《千年五子歌》一首，以表对先贤“五子”的敬仰：

清风去悠悠，尘世激昂昂。

上者开混沌，我辈琉璃舟。

孔孟有高足，理宗有五子。

泱泱一千年，荡荡宇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