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18年前清华铊中毒女生朱令和她的亲友们

本报驻京记者 柳田

如果今天问朱令，你多大了？朱令会眨眨眼睛，把头歪向一边，张大嘴巴发出一串不连贯的气声。等母亲朱明新拿来胶布堵住朱令喉部的气孔，能听见那一串气声说的是：22岁。

今年，朱令就要40岁了。

18年前，那名年轻漂亮、才华横溢的清华女生，如今瘫在床上，说着外人听不懂的话，做着别人走不进的梦。

本报记者昨晚联系得知朱令父母的明确表态：他们不上网，之前不知道有所谓“白宫请愿”一事，如今的态度是既不参加也不支持，包括前段时间有网友发起的“金融战（做空某公司）”等过激行为，他们都不赞成，他们的生活重心还是在照顾朱令身上，他们也依然相信正规的途径和渠道，所以也一直在拒绝某些媒体的采访。记者此前采访中，也多次听到好几位帮助他们家的志愿者，均有类似表示。一家已帮助朱令家近10年的基金会有关人士昨夜则告诉记者，他们的目标是提供经济援助，而并不以追惩凶手为目的。

朱令一家，确实给记者以别样感受。

朱令还好么

前往朱令家之前，曾有朋友说：如果用同情或者怜悯来看朱令家，那就是对他们一家的贬低。

他们的乐观和坚强，由内而外。朱明新说：我们令令就像A股一样，好一下、坏一下。父亲吴承之说：两位数乘法令令都算得来，原来的方法可没忘呦。

采访中，常常听见隔壁房间有 “哐当、哐当”的声响，放心吧，那是她在做仰卧起坐呢。她比任何人都想康复。

实际上，朱令根本无法自己坐立，但是她每天会坚持双手抓住床边扶手，使劲挣扎着想要起来，最多头部离开枕头，然后一次又一次，这就是父亲所说的“仰卧起坐”。

18年前铊毒的贻害，总是跑在朱令的努力前面：她如今全身瘫痪、智力只有六七岁孩子的水平；她瞪大眼睛寻找着眼前的焦点，可爸爸妈妈还是一团模模糊糊的影子。现在又出现肺部萎缩和糖尿病，老两口只能看着孩子 “螺旋式下降”……朱明新说，今年冬天令令没告急，已经算幸运了。两年前住院时的气管插管还在，拔除的可能性不大。最近感冒，又勾起了肺部的老毛病。

朱令的家，还保持着上世纪90年代的风格。格子地板，打理得很干净；黑色皮沙发，所有扶手和坐垫已用黑色无纺布包裹，老旧却依然体面。客厅的窗台上总有几朵绽放的小花，紫色蝴蝶兰开得正艳，一盆杜鹃过了花期，只剩绿叶。吴承之说：都是送的，能养活的都留着呢。

客厅里，摆满了送给朱令的礼物。西藏的万福风铃、香格里拉请的唐卡、布达拉宫的佛尘，还有热心人曾请来两位高僧为朱令做过法事。

那些熟悉朱令的朋友们说：朱令太聪明了，即便现在这样。帮助朱令的志愿者李赢问朱令：我是谁啊？朱令想不起来。李赢一点点提示她说：Loser （失败者）。朱令一下子反应过来，Winner！Winner就是赢。

有时候，朱令很乖。问她现任国家主席是谁，她回答得清清楚楚。有时候，朱令会发脾气。听说同学们都出国了，她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叫：为什么我不能出国？真是活见鬼了！乱七八糟！一下子闹开了，家人只得忙着安抚。

这几天，朱令正练习从轮椅上站起来。她上身臃肿，双腿肌肉萎缩得只有正常人胳膊粗细。为了帮她复健，家里人试过很多方法：比如，在屋顶上固定两条绳子，给朱令穿上类似吊威亚的装备，再勾住两条绳子，让朱令半站半吊在空中，左右摇晃，锻炼双腿。

又比如，现在。吴承之站在朱令面前，双膝抵着朱令的双腿，双手托着她的腰。朱令抱着父亲的脖子，从轮椅上站起来再坐下。最初，蹲起十个，练上几天。之后，再加十个，十个又十个，一点点加到今天能连续做60个，一天练上4次。“做完了，她一头汗，我一头汗。”今年已72岁的吴承之说。

吴承之是温州人，在上海长大。1959年他和朱明新在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相识。他们有两个孩子，姐姐吴今随父姓，妹妹朱令随母姓。姐姐考入北大，妹妹考上清华。大家都说吴今内向含蓄像林黛玉，朱令活泼开朗像史湘云。这种在当时听起来是赞美的话，之后却不免让人联想到两位姑娘的命运。

吴今在大学一次郊游活动中意外坠崖，离世；朱令原本可能精彩的人生，也随着她的“最高梦想”，逝去。

“怪病”？

朱令的“最高梦想”，与许许多多当时的大学生乐队成员一样，就是在北京音乐厅独奏。

1994年12月11日，北京音乐厅。朱令穿着白色花边衬衫，一袭黑色长裙。在古琴边坐定后，她并不急着演奏，而是开始试音。试一次，不满意，调整琴弦，再试。场内很安静，等着她调了5次，才开始独奏《广陵散》。那时，恐怕没什么人知道，铊毒已在朱令体内隐隐发作。事后有同学告诉朱明新：朱令已经3天没吃饭了。

朱令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的学生，同时是校民乐团的骨干之一。朱令的班长张利曾经撰文写道：“迄今为止，我还未曾见过如此完美的人。有一次，同屋薛钢指着一份杂志的照片对我说，你看，太像朱令了。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不禁怦然心惊，这不就是朱令吗，她的照片怎么上杂志了？再看下面的注释，那里赫然写着：歌星王菲。”

而母亲眼中的朱令，对未来有着“一肚子计划”：一待演出结束，就要将更多精力投入学习。可是第二天，朱令突然病得很厉害：腹痛、腿痛。很快，头发掉光了，被送往同仁医院治疗一个月，病因无法确诊，好转后回家休养。

新学期开始，朱明新劝不了倔强的女儿，不情愿地送朱令回校。入学不到十天，她再次发病，双脚疼痛难忍、双手麻木，刚长出的碎发也脱落了。1995年3月9日，朱令到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就诊。26日，朱令进入ICU，靠呼吸机维持生命。28日，朱令陷入长达两个月的昏迷。但到底是什么病？医院依然束手无策。

“朱令得了怪病”的消息在同学中传开了。登革热？热带传染病？带状疱疹？……不断的猜测，却没人相信，竟能发生这么残酷的事。

残忍真相的揭开，源自朱令的中学同学贝志城。这位北京大学力学系的学生，去医院见老同学“最后一面”。贝志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她几乎全身赤裸地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我的第一反应是拔腿想走，但是双腿已经不听使唤。

挖空心思想着如何安慰朱令父母时，他突然想起前两天听舍友讲过在做一个叫Internet的东西，可以和全世界联络。于是就没话找话地，告诉朱令的父母有这么个东西，没准可以向全世界寻求帮助。穷途末路，朱令父母答应了。

4月10日，贝志城发出了第一封电子邮件。据他介绍，那时中国只有3条256K的链路，在清华、中国科学院和化工大学。他和同学“借道”清华大学，拉过来一条网线。很快，收到的第二封回信里，就有人怀疑是铊中毒。

此后，他共收到回信 1635封，“Thallium（铊）”一词反复出现。在提出诊断意见的电子邮件中，有79.92%认为朱令是铊中毒。

铊是什么？一种重金属，化合物有剧毒，曾用于灭鼠。但用于毒害人？当时极为鲜见。

朱令的家人得知北京职业病防治所能做铊中毒的化验后，带着朱令的脑积液、血液、尿液、指甲和头发，找到了研究所的陈震阳教授。

仪器显示突然“打到头了”！陈震阳说：朱令体内的铊含量比正常值高出一万多倍，已经达到医学致死含量。结论很坚决：铊中毒，而且是两次中毒。

吴承之立即在北京寻找治疗铊中毒的特效药普鲁士蓝，这时距朱令已经发病将近50天了。

施药有效。又过了一个月，朱令体内的铊含量降为零，中毒症状消失。她的命得救了，然而，还是迟了：大脑、中枢神经、肺、肝受到严重损伤，脑组织萎缩，双目失明，四肢、语言及记忆功能丧失，处于重残瘫痪状态。

究竟是谁，要致朱令于死地？

悬案18年

朱令卧床18年了。但说起令令，父母的神情很平静，总带着一点微笑，甚至还带着18年来从未被磨去的骄傲。

可一谈起至今未破的案子，吴承之顿时就激动了：他拿出几份材料，逐字逐句地念，边念边评论；而后又急着开电视，一定要记者看看2006年《东方时空》为朱令制作的节目，在他看来，这个节目点明了“谁是罪犯”。

听到在说案子，一直在邻屋照顾朱令的朱明新也赶忙来了，说了自己申请信息公开却四处碰壁的困境。而对于细节，朱明新拍着脑门，总是重复着“我都能想起来”。但她总是在想，总是话到嘴边……显然，这件事对年过七旬的老人，已经过去了太久太久。

惊闻女儿是铊中毒后，朱令父母在1995年4月28日晚找到系里，校方随即报案。朱明新记得很清楚，报案后两个月，还没消息。一家人很着急，就去问进展。没想到，将近二十年了，这家人还在着急。因为，这个案子，成了无果的悬案。

朱令父母逐一回忆

1995年4月28日报案几天后，朱令寝室就发生失窃案，朱令的个人生活用品蹊跷丢失。1998年，朱令存放在系里的物品第二次被盗。

1995年10月，也就是立案侦查后的半年，警方曾说过“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

1997年4月，朱令的一位同班同学兼室友，被警方传讯8个小时后回家。

1997年毕业典礼，朱令就读的物化2班，31人里有28人领到了毕业证和学位证，没拿到的是因病休学的一位同学和朱令，以及那位被传讯室友。

等了又等，答复始终是“正在调查”。

直到2005年末，一次网络事件引起了公众和媒体对这起旧案的极大关注。一位网友在天涯论坛上发表《天妒红颜：十年前的清华女生被毒事件》一文，这篇文章不仅将朱令案件定性为投毒案，更将曾被警方传讯的室友推到风口浪尖。很快，一个含有该室友姓名的ID，开始在天涯发“声明”帖《驳斥朱令铊中毒案件引发的谣言》，诉说自己多年来被误解、被怀疑。“我是清白无辜的。我也是朱令案件的受害人。”

各类“网络福尔摩斯”频现，“滚落到室友床下的朱令杯子”、“被室友们分食的面包”……等多个细节都被热烈讨论。

李海霞，北京一家律师所的合伙人，最初以公益律师的身份参与到朱令案中，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刚介入的时候，正值2006年网上激战。她和张捷律师用“朱令律师”的ID在百度朱令贴吧发出了“为朱令案征集线索”的帖子。网友互动最激烈的20天里，李海霞每天网络回帖到凌晨两三点，并且，每天只做这一件事。

那时，无论高调、低调，物化2班的每一个人都似乎被卷到这起风波中。他们被攻击、被“人肉”，以至于再见到某位朱令室友时，有人评价说“总觉得她惴惴不安，好像着了魔一样”。

2007年9月，朱令家、律师才从一份公安部给某位政协委员的复函 （公办查[2007]040014号）中得知“警方已于1998年办结此案”。这封复函是这样写的：经警方工作，排除了朱令自杀和误食铊盐的可能性，基本确认系人为投毒所致，但由于事发两个月后才报案，证据已经灭失，案件终未侦破。1998年8月25日，市局文保处经批准结办此案，并妥善答复了当事人家属。

而朱令父母则说，8月25日这一天，北京市公安局曾与他们有过一次正式会面，但只和他们重申了一些事实，并未有结案一说。

他们困惑极了，可似乎，只能接受这个结局。然而，案情到底侦查到了什么程度？

朱明新徒劳地奔走着。

其实，不仅朱令一家，当年的同班同学也希望能够公开案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学，用了“窝里斗”来形容今天的局面：放任猜测，对双方来说都不好，“权威就在那，就在卷宗里，可没有发声”。

那你认为那位室友是凶手么？

“我相信法律上的凶手在偷笑。”这位同学告诉本报记者。

“我们坚持着朱令的坚持，不放弃朱令的不放弃”

在朱令身后，始终有一股温暖的力量。

2004年3月26日，“帮助朱令基金会”在美国加州注册成为非赢利的组织。为朱令募集善款，也帮助其他铊中毒的受害者。

何清，2006年前和朱令没有交集，最早以网友身份参与到基金会中。听说记者采访，几分钟内，从美国打来了越洋电话。2005年她在美国看到 《天妒红颜》这篇帖子，震惊、难过、愤怒一瞬间袭来。“那个下午，整个人不行了，回家抱着儿子大哭了一场。”

必须做点什么，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她说。

何清在美国找到了基金会，辗转联系到朱令父母。趁当年回国的机会看望了朱令，即使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可还是被眼前的朱令吓到了。

何清说自己一开始像个“小愤青”，和朱明新一起去公安局询问案情。但因为出言不逊，惹怒了对方，无果而归。逐渐，她的愤怒变成了更实质性的工作，给朱令带了美国制造的残疾人用品，并联系了美国的医生。

在基金会的账目上，最少的年份有不到15人捐款；而今年前5个月就收到了500多笔捐款，数目达3万5千多元美金。

不仅如此，每年朱令过生日，总有蛋糕来自她世界各地的同学。

为什么你们坚持做这些？

何清说，就像有的网友写的那样：请坦然地接受陌生人的帮助，因为我们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

来自厦门的一家公司免费赠送朱令神经增长因子的药，已经连续了6个疗程，对改善腿部力量效果明显。吴承之说，这支药一天就要200多元。

这对苍老的父母还说，家里的“日常经济问题不大，我们有退休金。就怕住院……”

在他们脸上，总有一种害怕麻烦别人的表情。

2004年初，朱明新摔了一跤，必须做开颅手术，前额补了一块巴掌大的钛合金。她康复之快，连医生都吃惊。如此迅速的康复，只因为，她深深明白，吸痰、雾化、喂药、喂饭、大小便，日复一日，朱令还在等着她。

这对普通的父母，最大的希望就是朱令能再好一点，更有尊严一点。朱明新拒绝媒体给现在的朱令拍照，“朱令知道的话，也不希望让别人看到她现在的样子吧”。

每位受访者都会对记者说，我感染于朱令一家的精神，感动着他们的坚韧和乐观。

而吴承之说：我们坚持着朱令的坚持，不放弃朱令的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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