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今年四月份以前，大街上随便抓一个人问他“伪楚”是什么，大概很难会得到一个有信息量的回复。然而正是这个存在感很低的历史名词，引发了一场争论。近日，国家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在知乎社区发文谈及当下基础教育与阶级固化之间关系，举了一个例子：某所重点小学的学生们前来参观，讲解员循例询问他们：“北宋之后是哪一个朝代？”对于这个答案显然是“南宋”的问题，一名小学生给出了意外的回复“伪楚”，并给出了理由：“伪楚”的统治者张邦昌登基较之宋高宗赵构还要早两个月。讲解员因而感叹这一代精英家庭子弟在知识面上令人惊讶。
这一话题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它触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阶级焦虑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提示了一种对历史看法的歧义：登基时间早就能说明“伪楚”比南宋更值得成为“下一个朝代”吗？为什么这名小学生会产生这样的看法呢？一些网友甚至争论到了更深的地步，涉及了“史观正不正”的问题。
其实类似的争论，在过去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我们无须罗列那些史学家的名字，只要看看近十来年阅读领域的许多热门选题就知道了。我还记得，多年以前傅国涌等专栏作者梳理民国知识分子的著作与生活，向读者介绍民国期间知识精英与社会名流的精神世界和社交生活，在许多青年读者中引发轩然大波，直到今天仍有“民国热”的阅读选题。诚然，如“伪楚”这样在中国古代史中的争论尚且算是少见的，但如果我们把视野稍微放远一些，关于“大漠谣”等涉及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争议，对持不同观点的历史学者的掌掴，较之出人意料的“伪楚”亦不遑多让。过去看来毫无争议的观念，在当下的阅读与言说中，不断出现不一样的声音，而且背后似乎都有一些理由——一如以登基时间来判断“伪楚”与南宋的先后一样，这些理由往往看起来冠冕堂皇，让人感觉难以辩驳。在这样一种多元化的时代中，所谓“主流叙事”的消沉感便显得十分明显。不仅近代史的观念受到冲击，连看似毫无破绽的古代史，例如“伪楚”事件中的正统世系，也显得有些道貌岸然、不够鲜明。
换句话说，我们现在面对的这样一种迷思，同时具有两方面的特性。一种趋势是凝聚，亦即寻求一种整体性的解释与叙事，而对这一叙事之外的历史事实作选择性的遗忘；另一种趋势是颠覆，亦即摭拾那些以前不太引人注意的事实、重新组织为一些与前者相疏离，但又并不如前者一样成体系的叙事。讲解员在询问“北宋的下一个朝代”并期望得到“南宋”的回答时，便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位处于前一种趋势之内，而当小孩子展现出了后一种趋势时，便难免令前者惊讶了。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这两种趋势的差异，本就是历史记忆与意识生来就有的规律。台北“中央研究院”的王明珂先生在川西作人类学调查时，曾经发现当地存在“三弟兄”“五弟兄”与“九弟兄”等不同的历史起源传说；当地人流传较广的是“三弟兄”迁来此处、各自建立村寨、奠定地方社会格局的传说，但一些老人可能会说本来是“五弟兄”，但另外两弟兄是什么，谁也不清楚，只知道山上有旧时村寨。在这个记忆的格局中，“三弟兄”构成了一种“凝聚”，也就是王明珂口中的“典范历史”。而残存的关于其他“弟兄”的记忆，则犹如一种不易听到的低喃，提醒那些听到的人“三兄弟”并不是真正的起源，构成了对“三兄弟起源说”的一种“颠覆”。换言之，凝聚的典范历史与碎片的解构，本来就是历史存在中的客观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人知道“伪楚”的存在，本并不值得令人惊讶，也谈不到“价值观”的问题。
然而，虽然“典范历史”与其他形式的历史记忆共存是一种客观规律，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对其他形式的历史记忆的组织形式熟视无睹：这名小学生在判定“下一个朝代”时将“登基时间”看作如此不容置喙的判据，便是一例。而网友对此展开的争论，特别是由一些带有较强感情色彩的语词所表达的意见，亦可窥见大家对于这种以“登基时间”为挡箭牌的史观，虽心有厌恶而又无可奈何。我们——包括笔者在内——谁也不会认为张邦昌、刘豫具有“正统性”，然而当“登基时间”这一看似合理的判据被提出时，又一时语塞，难以反驳。于是真正的问题便浮现在我们眼前了：“典范历史”的意义性何在？如果“登基时间”令“伪楚”较之南宋更有资格成为下一个王朝，那么我们何以要塑造“典范历史”呢？
历史书写当然是话语权力的体现，特别是近代精英们塑造民族主义的重要手段，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我们无须去重复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具有跳跃性的论述，也无须去综述历史语言在过去一百年中引发的影响，只需要看到一点就够了：民国初年梁启超等人宣扬“史学革命”，其旨在挽救国族危亡、塑造民族共同体的功能意味是十分明显的。这些带有功能意味的申说，极大地影响着民国时期的历史教科书编写者，进而流传至今——或者说，我们的历史观念，从头就带有功能性的塑造意味。
然而这个问题还有另一面。正如安德森最常被问到的问题：谁在想象？凭何想象？我们现在也面临着相同的发问：这些基于救亡图存的功能而“塑造”出来的“典范历史”是否有历史根据？答案是肯定的。柯娇燕曾经指出，基于历史记忆的塑造过程，并非全然虚构，而是对已有历史材料的重整与拼贴，而且这些拼贴的片段并非功利性而随意地组合的，其形成方式服从于人文认知的客观规律。事实上，即便是民国时期思想激进的史学家，亦知历史叙事的严肃性，而不会对历史作面壁虚构。梁启超所谓“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便是如此。
沈松侨曾经考察过近代民族主义如何从历史中汲取资源、建构民族观念。他指出，虽然国族共同记忆的目的是指向“未来”的，但它的诉说方式则极大地依赖“过去”。而历史记载则成为民族纽带的思想来源。例如，黄帝作为民族祖先的概念，当然是近代人重新发现的结果；但作为这一申说的依据，史书中对黄帝的记载仍是不可或缺的。而这种混杂了建构与实在性的历史记忆，在鲁迅先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文学写作中难分彼此，最终在读者心中产生应和。换句话说，虽然这种历史观念的变化过程可以很复杂，但作为历史本体的“过去”仍然是其中的脊梁。
另一方面，当民族共同记忆逐渐塑造成型之际，基于“过去”的历史记忆仍未消失，它停留在大量的史籍及实物史料中，犹如散落荒原，“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没能被采入民族共同记忆，抑或身处民族共同记忆的边缘，不代表这些历史不存在或虚伪。相反，这些播撒四野的历史记忆，恰恰是共同记忆的外围：它们的存在，一方面见证着历史本相的存在，告诉人们构建的历史记忆并非虚妄；另一方面，也展现着历史的复杂性，提示人们，知识世界中所蕴含的无数可能、人文情怀在精神世界中的繁星闪耀。事实证明，面壁虚构的历史记忆，即便有着政治权力的驱使，仍然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例如诞生于政治生活高度不正常年代的“影射史学”，虽然背后有着强大的政治权力，亦可称垄断了政治宣传的媒介，但时过境迁，“儒法斗争史”等应景书写最终仍然成为历史的陈迹；而最终留在人们心中的，仍是那些与历史本体结合紧密的记忆内容。
这便是历史的一种复杂性：历史既是一个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客观存在；既是一种整体，又是一种局部；既是共同记忆所塑造的对象，但又是这一塑造过程的资源；既象征着民族的纽带，又和批判性思维相联系。这种交缠的矛盾正反映了一种历史不同于其他知识组织形式的特征，启示着人们：过去世界的本相是复杂的，“典范历史”也好，学术叙事也好，宽泛的描述背后隐藏着多变的背景，不能用简单的结论来涵盖；对真相的充分理解不是建立在对事实的化约，而是对知识广度与深度的综合把握。这正是历史在人类社会中最大的意义。
但是当历史走出象牙塔时，这种意义却未必容易被人理解，许多困难便产生了。这也是我们当下历史教育与认知中面临的尴尬状况：很难对人解释，历史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用”。但当有关历史问题的争论发生时，人们又要想方设法诉诸历史及其教育。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对“过去发生了什么”有一定的发言权，而他们的看法又很少是针对过去的（或者说，不是“历史学”）。人们对历史投以极大的信任，对历史结论的确定性投以热情，但又不知道如何看待历史的广度；面对打着“历史轶闻”旗号的冷门故事，大众更多是以“真”“假”二元论来看待，而这种判断的基础往往又不是史料学而是“是否合乎我的口味”。
不得不说的是，近年来随着历史阅读的发展，很多人已经在朦胧中感到了历史学的复杂性：“典范历史”之外，“不合口味的”历史故事不断涌现——事实上 “合口味的”也在不断发现，只是大家都不太注意罢了——于是一种新的“二分法”诞生了：一部分历史读者和评论家不再用“真-假”二分法，而是自己发明一些其他的标准来对历史事件作简单粗暴的“定性”，例如“以登基时间来判断谁是正统”就是一例。这种趋势由于新媒体的盛行而愈演愈烈：“故作惊人之语”的历史写作越发盛行。当然这仍然是对历史本质——“复杂性”——的背离。
事实上，南宋对北宋的继承、金人树置傀儡政权之不足为训，都是大多数读者所熟知的。盲目地以一个简单的标准来涵盖历史、不去考察历史事实的广度和深度，这其实颇有些“刻意”的意思，用句“文话”就是“素隐行怪”。只是这种观念居然流入到了小学生，不难看到这种简单粗暴而又令人无可奈何的历史观念，在当下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也略可见旨在凝聚民族的历史教育在当前社会中的尴尬与困难。事实上，这一困难也并非中国所独有。20世纪中叶，美国史学界便产生了类似的困难：历史学人的工作难以转化为历史教育的资源，学术研究成果要么太艰深、要么太局部。于是一个新的学科“公共史学”出现了。这个门类主张拓展历史学的表达方式，不再局限于干巴巴的研究论文，而是广泛吸纳文学写作、绘画、照片、实物展示及多媒体手段，其目的并不是创造新的研究成果，而是努力将史学成果贯彻到教学之中，促使更多的人能够对历史产生更丰富、更深刻的认识。今天，美国历史学人们已经开发出了许多方式来展现他们的工作——我想任何一个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参观的人，大概都会对其展示手段印象深刻吧！例如他们会以虚拟现实互动体验的方式让读者可以看到最为古老的一批书籍，并去“感知”书籍的产生。再如常见的战争事件，美国部分博物馆也想到了采取沙盘模拟的方式，让参观者能够身临其境地看到战争的进行过程。至于“探索”频道及其他媒体的展示手段就更为多样了。丰富的展示手段，其意义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体现历史的深度与复杂性。前几年有学者曾经指出，教给人们历史，不仅是要让学生记住一些结论，也不只是要让人知道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更不是要让人们知道一些冷僻的名字、装点门面，而是要去回到历史场景、知道人们过去走过什么样的路，“仿佛能够闻到过去的泥土芳香”。
这正是历史教育的着力点：“典范历史”对人类社会的意义，并不只是局限于学术研究者，而是惠及大众的。历史告诉人们，过去的世界是多么复杂，过去走过的路是何等荆棘丛生，过去的人们有着怎样的喜怒哀乐。只有让人们明白了这些道理，历史教育才可以称为到位。这与“主流叙事”或是“唯物史观”都并不矛盾：近三十多年以来，“新马克思主义”及“全球史”的研究，都揭示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更多的现象与变化。须知，道理越是深刻，它背后的历史经验一定越是复杂、多变，即所谓“真理越真，藏得越深”。实际上，我国史学从起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那一刻起，也一直是在执行着这一功能。史家并不汲汲于以三言两语涵盖历史的全部，而是努力从写作、从语气、从文体等诸多角度来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在这里，“绝对的真实”当然要让位给“多元的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民国热”也好，“伪楚”也好，它们虽然反映的是历史教育与阅读在当下实践中的困惑，但也未尝不是一种起点，提示着我们争论与思考的可能。唯有在不断的争议与讨论中，历史才能始终停留在人们的视野中，进而发挥它“提示复杂性”的意义。诚然，“典范历史”并非历史的全部，但“伪楚”则更不是历史的全部。“伪楚”在大众历史知识的视野中的现身，并不是什么值得大张挞伐的事情；然而它却能够提醒我们，大众历史应该回归于复杂性这一本质性的东西，要对人们展示历史的深度和广度，而非简单的结论。这倒是“伪楚”事件中真正发人深省之处。（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