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加速发展来源于制度上的创新。各国在人力 资本积累 过程中，之所以能够保持 人力资本 的长期持续增长，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不同的阶段先后经历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和 高等教育 加速发展的过程。各级教育的加速发展并不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是得益于 制度创新 ：一是国家对教育的 制度安排 ；二是教育开放。教育向民间开放，带来私人对教育的大规模投资。这样一方面解决了政府办教育的供给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满足了个人对于教育多样性的需求。在实施高质量 义务教育 的同时，向民间部门 开放教育 是现代国家在解决教育治理问题上重要的公共 政策选择 。由于义务教育制度安排之外的教育是典型的纯 私人物品 ，而且在义务教育之后的 教育阶段 （特别是对高等教育而言）， 受教育者 所获得的自身收益要高于教育的 社会收益 ，家庭或者个人有足够的 投资激励 。因此， 教育发展 中的制度创新往往带来教育的 跨越式发展 ，而不是单纯的积累性（或线性）增长。

先数量后质量，大力发展私立教育。日本、韩国对私立教育都采取了先放开发展，待规模扩大以后再加强管理、增加资助、提高质量的发展措施，因此才能在短期内实现中等和高等教育普及。韩国教育从数量增长期（20世纪60年代）-改革推进期（70年代）- 质量提高 期（80年代）--人性化教育期（90年代），走出了一条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高的道路，私立学校的扩容和规范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美国是通过在原有的 精英教育 系统之外，大力发展私立高等教育和 社区学院 来实现高等教育普及的，走的也是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高的道路。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大力发展民办教育，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学生数量甚至可以超过公办学校，首先提高 普及率 ，然后逐步提高办学质量。

借鉴国际上公立 教育体制改革 经验，规范有序地推进对一部分公立 教育资源 存量的改制。当前一些 发达国家 ，出现了公办、民办教育混合的趋势，私立学校接受政府的 公共财政 资助，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界限趋于模糊，纯粹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趋于减少，混合型的学校趋于增加。国外公立学校体制改革主要有两种模式：1. 新加坡 的“ 自主学校 ”政策。新加坡1988年起开始实施“自主学校”的体制改革政策，推动一部分优质公立学校体制改革进程，变成“自主学校”，政府继续拨给学校财政性 教育经费 ，同时允许学校收费，学校实行比较完全的 自主管理 。2.美国、英国、日本、 意大利 、 加拿大 等国实行 教育券 形式。其操作过程是：政府将国家教育经费经过科学的计算和分配，折算成一定数额的 有价证券 （即教育券）发给每位学生。家长可为子女选择任何学校就读，用手中的教育券代缴 等价值 的学费，剩余部分自己承担。学校把收上来的教育券向政府兑换现金，用以支付办学费用，除此之外，政府不再直接划拨给学校任何经费。过去，放弃公立中小学入学机会就意味着放弃义务教育的福利，但学生和家长选择私立学校，仍然可以得到 政府资助 。

政府投入和私人投入共同增长。我国在提高教育经费投入方面可参照韩国、 泰国 、 菲律宾 等国家的经验，采取政府和社会共同投入的方式，争取使私人和社会投入占 GDP 的比例达到2.5-3%， 公共教育经费 占GDP的比例提高到4%以上。也就是说，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基础上各增长1%。

义务教育政府负责，非义务教育以私人和社会投入为主。美、日、韩等国家政府都非常重视义务教育的投入，美国、日本 义务教育经费 90%以上是由政府提供的，韩国政府也提供80%以上的义务教育经费。我国义务教育处于普九巩固时期，与美、日、韩等国同期经费投入结构相比，我国义务教育 国家预算 内经费拨款比例偏低。在高等教育阶段，美国、日本的社会和私人投入比例在50%以上，韩国则高达83.3%。我国是 发展中国家 ，政府财力有限，更应该参考国际经验，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更多地调动社会和私人的力量，促进我国民办教育的发展，使其与公办教育相并存，从而形成多样化的 办学体制 。因而，政府要解决的全局性的关键问题是 教育质量 的评估和监督以及教育中的融资问题，而不是直接开办教育机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