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祚,本是开原人,后金人称其为刘爱塔,“爱塔”即爱他之意。17世纪初,刘氏被掠入建州,因其才干出众,深受努尔哈赤赏识,被收于军中,累官至副将,受命管辖金州、复州、海州、盖州等辽南四卫之地,成为后金国中地位显赫的汉官。李延庚,乃后金接纳的明朝降将、额驸李永芳之长子,时任游击职务,协助刘兴祚治理辽南。他们目睹汉人在后金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奴役下 的悲惨遭遇 ,决定弃金归明。天命八年(1623)初,他们积极组织复州民众逃亡。努尔哈赤得密报后,极为震惊,下令将二人及其家属逮捕,并遣将率兵前往镇压逃亡的民众,数万复州平民死在血泊中。审理时因查无实据,刘、李二人被释放,但却丢了官职,努尔哈赤对他们疑虑难除,遂弃之不用。总兵官李永芳也因谏阻努尔哈赤发兵而见疑。

最令努尔哈赤感到棘手的是,他挺进辽沈之后,遇到了强敌,这就是明朝大学士孙承宗。孙承宗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1622)八月,自请赴辽东督师。四年间,带领袁崇焕等人,修整战备,加强防御,构筑宁(远)锦(州)防线,有效地遏制了后金的兵锋,使努尔哈赤无隙可乘。这段时间,也是后金最无作为的时期。在孙承宗去职后,努尔哈赤乘机发兵攻打宁远,本以为可一战告捷,却遭遇大败。

深陷困境,愤懑而逝。 在起事之初,努尔哈赤兼收并蓄,广收人才,不论民族成分,将各族有识之士吸引过来。他身边最早的谋士即是汉人龚正陆(又作龚正六)。可是,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特别是进入辽沈之后,他对汉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汉人的反抗,努尔哈赤没有认识到这是由于自己错误的高压政策所造成,反而认为汉民并非顺民,多是奸民,甚至是贼寇。刘兴祚、李延庚事件发生之后,他更偏执地认为,汉人皆不可靠。于是,仇汉、虐汉,乃至屠戮汉人之政策愈发变本加厉。

努尔哈赤的仇汉、虐汉之举,对后金来说无异于自毁基业,但后金朝廷里却无人敢谏阻。这是努尔哈赤权威膨胀、听不进不同意见的结果。他由胜而骄、而偏执、而多疑,不信任的人越来越多。他身边的人动辄获咎,在先后两次立废太子代善、诛杀曾最倚重的谋臣额尔德尼与阿敦之后,几乎再也无人敢向他进忠言了。努尔哈赤晚年,陷入了无人进言的困境。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626年9月30日),努尔哈赤骤逝于沈阳城南 鸡堡,终年68岁。

努尔哈赤曾顺应形势,勇敢地向明朝发起挑战,不仅满族由此崛起,而且使东北由长期以来的混乱走向统一和安定,并奠定了清朝未来统一 全国 的基础,这是他杰出的功绩。然而,努尔哈赤获胜后志满气骄、刚愎自用,自陷困境,终于受到历史的惩罚。这是清入关前最高统治者努尔哈赤的悲剧,此一历史教训,足以令后世深长反思。

张玉兴,1939年生,辽宁铁岭人。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致力于清史研究。编著《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合著《清代东北史》,专著《南明诸帝》、《清通鉴·顺治朝卷》,主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文集述要》及合作主编《中国北方各族人物传》中之《明代卷》与《清代卷》,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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