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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的风衣  ·  略談巴利語/賀勻·  2 月前    · 

台灣近年來,原始佛教、南傳佛教有逐漸受到重視的趨勢。一方面,北傳《阿含經》不再被視為小乘經典,而廣為流行。另一方面,南傳佛教禪修成就者(如泰國的佛使比丘、阿姜查,緬甸的馬哈西等高僧)的相關著作陸續被譯介出來。而以「四念處」為主的(內觀)禪修法門也受到廣泛而持續的注意。當然,在文化界最重要的大事,莫過於《漢譯南傳大藏經》的出版了。由於這種種因素的相互激盪,使得南傳佛教的聖典語「巴利語」,也逐漸受到重視。因此,以下我們就揀幾個要點來談談它。

什麼是「巴利語」?

巴利語( P ā li-Bh ā s ā )是記錄南傳佛教「三藏聖典」所用的語言。「南傳佛教」是指現在流行於斯里蘭卡(錫蘭)、緬甸、泰國、高棉、寮國等南亞國家的佛教。 P ā li 一詞,本來並不指「語言」,而是指南傳佛教的「聖典」(經律論三藏),是用來跟聖典的「注釋」( A ṭṭ ha-kath ā )相對的。 這種語言叫做「巴利語」, 是十二世紀以後的事。此前,依上座部傳統,它一直稱為「摩揭陀語」( M ā gadh ī ),或「根本語」( M ū la-Bh ā s ā )。後來由於南傳佛教各國間常進行文化交流,不同語系的各國比丘間,自然而然以這種記錄聖典的語言來溝通,於是就稱它作「聖典( P ā li )語」,即「巴利語」。

巴利語在印度語中的位置

從語言系統來看,巴利語是屬於印歐語系,印伊(印度伊朗)語族,中期印度亞利安語的一種方言。印度亞利安語由時間可區分為: 古代 (如吠陀語、古典梵語)、 中期 (紀元前六世紀 ~ 紀元後十一世紀頃)、與 現代 (十一世紀後)三期。其中巴利語所屬的「中期印度亞利安語」總稱 Pr ā krit 語。 Pr ā krit 語的意義,根據最通常的主張,是與 Sanskrit (古典梵語)相對的語言。亦即古典梵語是根據「巴你尼( P āṇ ini )文法」人為規定完成的人工語、雅語、標準語,而巴利語則是沒有人為成份的自然語、俗語、民眾語。二者同樣淵源於古代印度的吠陀語及其他日常用語,因此有著非常親近的近親關係。

巴利語的起源

巴利語在印度本土早已消失,它的語音系統與現存印度的任何一種語言都不一樣。關於它的起源,從十九世紀起,東西方學者就提出了種種不同的說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下二說:

一、摩揭陀語說 :依照上座部的傳統,認為巴利語就是佛陀用以說法的古摩揭陀語。因為世尊一生遊行布教的足跡,多半在摩揭陀國( Magadha ,約當現今印度的比哈爾省 Bihar )一帶,而他的弟子也大多是東部人。因此他所用的語言,極可能就是東部方言摩揭陀語。

再則,佛般涅槃後不久( B.C. 486 ),大迦葉尊者召開的經典編輯會議 「第一結集」, 便是在摩揭陀國首都王舍城( R ā jagaha 郊舉行的。佛滅一百一十年頃( B.C. 370 )「第二結集」的所在地毘舍離( Ves ā l ī ),也在摩揭陀國北部不遠。阿育王時代( Asoka, B.C. 269~231 )舉行的「第三結集」,地點在首都華氏城( P āṭ ali-putta, 即今印度比哈爾省首都巴特那 (Patna ),還是在古摩揭陀國 王舍城 北部附近,當時通行的行政語言便是摩揭陀語(或半摩揭陀語)。

第三結集在佛教史上有一件重要大事,那就是阿育王採納了當時會議召集人帝沙目犍連子長老( Tissa Moggaliputta )的建議,組成了一個弘法使節團,四出宣揚佛教。其中,阿育王的兒子 摩哂陀長老 Mahinda )等一行七人,前往楞迦島( Lanka , 即錫蘭)弘法,同時還攜去了這次結集的三藏聖典。 因此,上座部相信,傳持聖典的巴利語就是摩揭陀語,也就是佛陀說法以及歷來結集三藏的用語,而巴利語三藏自然就是佛教一脈相承的正統經典。

二、西部印度語說 :由於巴利語與摩揭陀語,在語言本身的特質上,存在若干明顯的差異。因此,也有不少學者主張,巴利語應是源於「西部印度語」。其主要理由是: 印度地方現存的三十多件阿育王法敕文中,屬於西部群的基爾納爾( G ī rn ā r )刻文,最接近巴利語。 巴利佛教所屬的上座部,其根據地即是西部印度優禪尼( Ujjen ī 為主的地方,且 其附近地區發現的刻文也與巴利語相近。 並且,把上座部佛教傳入錫蘭的 摩哂陀長老,據說生於優禪尼 ,並在這裡出家。這樣,認為他以西部印度語為母語,將上座部經典傳入錫蘭,也是十分合理的推論。

巴利藏的寫定與流傳

佛陀時代並沒有書寫的經典,教法是靠師弟間口傳心受的辦法保存流傳的。這種口誦傳承的方式,是古代印度社會普遍的習慣,婆羅門教的聖典《吠陀》、《奧義書》便是如此。那麼,這口耳相傳的巴利聖典,直到什麼時候才用文字記錄下來呢?確實的時間,目前並不清楚。但是,一般有兩個說法:

第一個說法是,在阿育王派遣摩哂陀長老到錫蘭弘法的時候,同時帶去了第三次結集的三藏。這樣,很可能當時就有文字記錄的典籍。而書寫經典的文字,可能就是阿育王時代通行的「婆羅米文」或「驢唇體」字母。而在錫蘭也發現到紀元前二世紀左右「古僧伽羅字母」的山洞石刻,字母形體與驢唇體頗為相近。這樣,巴利三藏寫定的年代,也許可以算做紀元前三世紀中葉以後,即第三結集之後,地點在印度本土。

另一個說法是,巴利三藏寫定的工作,是在錫蘭島婆吒伽摩尼王( Va ṭṭ a-g ā ma ṇī , B.C.43~17 )時代的第四次結集才完成的。這次結集以勒棄多長老( Rakkhita Thera )為首,召集大寺派( Mah ā vih ā ra )長老五百人,於紀元前二六年前後,在錫蘭中部瑪達雷( M ā tale )的灰寺( Alu-vih ā ra )誦出上座部的三藏及注疏,並決定把經典用「僧伽羅字母」(錫蘭文)音譯,寫在貝葉保存。

這次(第四)結集,為什麼決定把三藏寫定下來呢?據說, 當時錫蘭島上的佛教有「大寺」 Mah ā vih ā ra 及「無畏山寺」( Abhayagirivih ā ra )二派,保守而嚴持戒律的大寺派,與前進開放的無畏山寺派意見不和,紛爭迭起。大寺的比丘唯恐其眼中的異端無畏山寺派歪曲教法,因此才決意書寫,以永存正法。

從三藏的流傳來看,這次結集包含兩項重要事件:一、它是「整部三藏文字化」的開始。(之前,第三結集記錄的經典,可能只是三藏中的重要部份,其餘內容依然以口誦流傳)二、這種文字記錄是以當地字母( 錫蘭文 )「音譯」的方式來保存的。從此以後,用自己國家的文字字母音譯保存巴利聖典,就成了上座部佛教通行的不成文制度。所以後來緬甸(用緬文)、泰國(用泰文)、高棉(用柬埔寨文)、印度(用天城體),還有中國雲南傣族地區(用傣文),乃至近代國際通行的「羅馬拼音」,都是沿用這個辦法。

巴利語的發展階段

巴利語從發生到現在兩千多年間,事實上也歷經了幾個發展變遷的階段: 第一階段是,聖典「古偈頌」中的巴利語,約至紀元前三世紀止。這些偈頌保留了許多與吠陀語共通的語形,由於音韻或省略的關係,許多地方艱澀難懂。 第二階段是,聖典「散文」中的巴利語,約至紀元前一百年為止。此階段內容合於文法,文章舒暢自然,優美而深刻,可謂極其難得的珍品! 第三階段包括聖典的注釋書、教理綱要書、史書等,以五、六世紀為中心,前後數百年間。此階段文章也相當簡練暢達。 第四階段為後世各種文獻的巴利語,約從十世紀到現在。此一階段的巴利語以錫蘭為中心,而後發展於緬甸、泰國等地。由於時代、地域與早期巴利語已有隔閡,再加上梵文化的影響,文章顯得造作彆扭,極不自然。

另外,巴利語從十二、三世紀起,也一直是南方各國僧侶間溝通佛法的「交談用語」。因此,隨著時代的變遷,也新造了許多現代生活中的語彙,如 ā k ā sa-y ā na (飛機)、 ayo-y ā na (火車)等。總之,巴利語正如許多語言一樣,一直不斷在使用,也一直不斷在變遷發展中。這不正是佛法所謂的「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嗎?

在所有現存的印度語佛經中,巴利三藏是時間最早,數量最多,而內容也最完整的一套。以下略舉其要: 一、律藏 包括「經分別」( Sutta-vibha ga )、「犍度」( Khandhaka )、「附隨」( Pariv ā ra )三部分。 二、經藏 包括五部(尼柯耶, Nik ā ya ): (1) 長部( D ī gha- nik ā ya ),相當於北傳《長阿含》。 (2) 中部( Majjhima- nik ā ya ),相當於北傳《中阿含》。 (3) 相應部( Sa yutta-nik ā ya ),相當於北傳《雜阿含》。 (4) 增支部( A gu- ttara-nik ā ya ),相當於北傳《增一阿含》。 (5) 小部( Khuddaka- nik ā ya ),包括《法句經》( Dhammapada )、《本生經》( J ā taka )、《無礙解道經》( Pa isambhid ā -magga )等共十五部經典。 三、論藏 有《法集論》( Dhamma-sa ga i )等七部。

此外,還有 藏外典籍 ,包括覺音( Buddhaghosa )、覺授( Buddhadatta )等人的三藏注釋( A ṭṭ ha-kath ā ),及後世對注釋的解疏( Ṭī k ā ),還有教理綱要書如《攝阿毘達摩義論》( Abhidha-mmattha-sa gaha ),史書如《島史》( D ī pa-va sa )、《大史》( Mah ā- va sa ),以及其他著名的典籍如《彌蘭陀王問經》( Milinda-pa ñ ha )、《清淨道論》( Visuddhi- magga )等。

巴利三藏除貝葉版、紙張版外,目前還有二套含「全文檢索」功能的(羅馬化字體)電腦「光碟版」。一是泰國 Mahidol 大學出版的暹邏版 ,另一套是泰國法身寺出版的「巴利聖典協會」(英國 P.T.S. )版。另外,巴利藏除南傳各國語譯本外,還有英、日、德、漢及部份法、義等各國譯本。其中台灣元亨寺出版的《漢譯南傳大藏經》,總七十冊,目前已出版至第五十六冊論藏的《發趣論》。這個譯本是由日譯版《南傳大藏經》轉譯過來的。由於「日譯」本身並非精本,又經第二手轉譯,可靠度略嫌不足(語意含糊及翻譯錯誤的地方不少)。儘管如此,它的出版實有著重要的意義!終於彌補了這一頁漢譯史上的缺憾,讓使用中文的學者得以初步了解《巴利藏》的大體內容。當然,如果因此方便,能夠激起另一波真正深入原典的研究,乃至直接本於原典的譯注,則其意義就更大了!在台灣這樣虛華、急利的宗教生態下,能夠投注如此龐大心力、資源,從事艱鉅的「基礎文化工程」(譯經事業),這真令人歡喜讚嘆!

佛陀對語言的態度

無論對教法的傳播者或學習者來說,「語言」都是重要的。——它是成就「聞慧、思慧」的基本憑藉。那麼,佛陀對「語言」究竟抱持怎樣的態度呢?關於這點,巴利語《律藏》「小品」( Culla-vagga,Vin.II.p139 )有個著名的故事,大意是:「 有二位比丘,是兄弟倆,出身婆羅門,音聲優美,擅於言詞。他們一起到世尊那兒,向世尊說:『尊師!現在的比丘,種種名、種種姓、種種種姓、種種家族,都來出家。他們使用各自的方言俗語,汙損了佛陀的教言。尊師!請讓我們用雅語( Chandaso 指梵語、吠陀語 )表達佛說吧!』佛世尊訶責他們說:『無知的人啊!怎麼可以這樣說呢?這樣並不能引導不信佛的人信佛 …… 』接著又做了簡短的開示,並向所有比丘說:『比丘們!不許用雅語表達佛說!違者得突吉羅( dukka a , 即犯 輕過 )。比丘們!我應允你們,用自己的方言( Sak ā ya niruttiy ā )來學習佛所說的道理。』」

從這段記錄可以清楚看出,佛陀是個「講求實際效益而反對權威迷信」的平民教育家。 他不認為語言有高下貴賤之別,怎樣能讓學習者「容易聞思教法」才是最關鍵要緊的! 畢竟,覺悟與解脫是來自對教法的「正確理解」與「精勤實踐」,而無關乎「語言音聲」的是否「尊貴優美」。因此,佛陀反對採用上層婆羅門階級的雅語,他說: 「吾佛法中不與美言( Sa sk ta 雅語、梵語)為是,但使義理不失,是吾意也。隨諸眾生應與何音而得受悟,應為說之。」(大正藏 24 822 頁上欄 這便是佛陀平等、務實、開放的語言態度。

這個故事,也是極富啟發性的:一則,在這種務實的態度下,隨著佛法的輾轉流布,經典自然以不同地區的不同語言翻譯記錄了下來。這些「翻譯的典籍」(如漢譯、藏譯等)保留了各時期各地區流行的教法內容,是十分珍貴的資料!因此,我們對它與對「印度語(如巴利語、梵語)記錄的典籍」應當「平等重視」才是。其次,若要實現世尊「隨諸眾生應與何音而得受悟,應為說之」的悲願,則教界應當嚴肅面對「如何培養訓練各種語文翻譯人才」的重要課題!再則,學習「經典語言」不過是增進教法理解的可能途徑之一。我們切勿「偏信」(迷信)它,以為:「懂得它才能(或就能)懂得佛法」。尤其,對大多數沒有充裕時間研究語言的修學者而言,如果能把更多的時間、心力投注在「自己熟悉的語言記錄的經典、書籍」上,反而可以獲得更大的「聞思效益」。最後,如果我們學習這些語言的目的,是希求透過它(標準的語音),「持誦咒語」以得「感應」的話,那就去佛教誡太遠了!

巴利語與巴利聖典流傳至今,已經兩千多年了。它的存在,表達了佛弟子精誠為法的堅毅心行,這是值得深深尊重的!當然,它所傳持的教法,既不必是--如北傳、藏傳所卑視的--「小乘佛教」;也不必是--如南傳自己所尊仰的--「嫡傳、正統的佛教」。回歸事實,他不過是全體佛教諸多傳承中「謹守早期佛教樸實深刻教風」的一系罷了!然而,由於它是印度語,並且是較接近佛陀時代用語的一種,加上其教法內容「素樸純淨」的特色;因此,拿它來與其他傳承、或後期發展、或又經翻譯的經典對比,自然可以從「語言文獻」乃至「教法內容」的比較研究中,相互發明,更加切當的把握佛法的根本正義。 畢竟,現代的佛法研究,不是宗派主義的,而該當積極吸收各部派傳承中深刻精華的特質,並且勇於捨去不契正理的異方便,使佛法歷久彌新、行健不息! 這樣,才是研究巴利語與巴利佛教的積極意義!

(本文刊於《法光雜誌》第九十二期,八十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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