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近年來,原始佛教、南傳佛教有逐漸受到重視的趨勢。一方面,北傳《阿含經》不再被視為小乘經典,而廣為流行。另一方面,南傳佛教禪修成就者(如泰國的佛使比丘、阿姜查,緬甸的馬哈西等高僧)的相關著作陸續被譯介出來。而以「四念處」為主的(內觀)禪修法門也受到廣泛而持續的注意。當然,在文化界最重要的大事,莫過於《漢譯南傳大藏經》的出版了。由於這種種因素的相互激盪,使得南傳佛教的聖典語「巴利語」,也逐漸受到重視。因此,以下我們就揀幾個要點來談談它。
什麼是「巴利語」?
巴利語(
P
ā
li-Bh
ā
s
ā
)是記錄南傳佛教「三藏聖典」所用的語言。「南傳佛教」是指現在流行於斯里蘭卡(錫蘭)、緬甸、泰國、高棉、寮國等南亞國家的佛教。
P
ā
li
一詞,本來並不指「語言」,而是指南傳佛教的「聖典」(經律論三藏),是用來跟聖典的「注釋」(
A
ṭṭ
ha-kath
ā
)相對的。
這種語言叫做「巴利語」,
是十二世紀以後的事。此前,依上座部傳統,它一直稱為「摩揭陀語」(
M
ā
gadh
ī
),或「根本語」(
M
ū
la-Bh
ā
s
ā
)。後來由於南傳佛教各國間常進行文化交流,不同語系的各國比丘間,自然而然以這種記錄聖典的語言來溝通,於是就稱它作「聖典(
P
ā
li
)語」,即「巴利語」。
巴利語在印度語中的位置
從語言系統來看,巴利語是屬於印歐語系,印伊(印度伊朗)語族,中期印度亞利安語的一種方言。印度亞利安語由時間可區分為:
古代
(如吠陀語、古典梵語)、
中期
(紀元前六世紀
~
紀元後十一世紀頃)、與
現代
(十一世紀後)三期。其中巴利語所屬的「中期印度亞利安語」總稱
Pr
ā
krit
語。
Pr
ā
krit
語的意義,根據最通常的主張,是與
Sanskrit
(古典梵語)相對的語言。亦即古典梵語是根據「巴你尼(
P
āṇ
ini
)文法」人為規定完成的人工語、雅語、標準語,而巴利語則是沒有人為成份的自然語、俗語、民眾語。二者同樣淵源於古代印度的吠陀語及其他日常用語,因此有著非常親近的近親關係。
巴利語的起源
巴利語在印度本土早已消失,它的語音系統與現存印度的任何一種語言都不一樣。關於它的起源,從十九世紀起,東西方學者就提出了種種不同的說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下二說:
一、摩揭陀語說
:依照上座部的傳統,認為巴利語就是佛陀用以說法的古摩揭陀語。因為世尊一生遊行布教的足跡,多半在摩揭陀國(
Magadha
,約當現今印度的比哈爾省
Bihar
)一帶,而他的弟子也大多是東部人。因此他所用的語言,極可能就是東部方言摩揭陀語。
再則,佛般涅槃後不久(
B.C. 486
),大迦葉尊者召開的經典編輯會議
「第一結集」,
便是在摩揭陀國首都王舍城(
R
ā
jagaha
)
郊舉行的。佛滅一百一十年頃(
B.C. 370
)「第二結集」的所在地毘舍離(
Ves
ā
l
ī
),也在摩揭陀國北部不遠。阿育王時代(
Asoka,
B.C. 269~231
)舉行的「第三結集」,地點在首都華氏城(
P
āṭ
ali-putta,
即今印度比哈爾省首都巴特那
(Patna
),還是在古摩揭陀國
王舍城
北部附近,當時通行的行政語言便是摩揭陀語(或半摩揭陀語)。
第三結集在佛教史上有一件重要大事,那就是阿育王採納了當時會議召集人帝沙目犍連子長老(
Tissa
Moggaliputta
)的建議,組成了一個弘法使節團,四出宣揚佛教。其中,阿育王的兒子
摩哂陀長老
(
Mahinda
)等一行七人,前往楞迦島(
Lanka
,
即錫蘭)弘法,同時還攜去了這次結集的三藏聖典。
因此,上座部相信,傳持聖典的巴利語就是摩揭陀語,也就是佛陀說法以及歷來結集三藏的用語,而巴利語三藏自然就是佛教一脈相承的正統經典。
二、西部印度語說
:由於巴利語與摩揭陀語,在語言本身的特質上,存在若干明顯的差異。因此,也有不少學者主張,巴利語應是源於「西部印度語」。其主要理由是:
印度地方現存的三十多件阿育王法敕文中,屬於西部群的基爾納爾(
G
ī
rn
ā
r
)刻文,最接近巴利語。
巴利佛教所屬的上座部,其根據地即是西部印度優禪尼(
Ujjen
ī
)
為主的地方,且
其附近地區發現的刻文也與巴利語相近。
並且,把上座部佛教傳入錫蘭的
摩哂陀長老,據說生於優禪尼
,並在這裡出家。這樣,認為他以西部印度語為母語,將上座部經典傳入錫蘭,也是十分合理的推論。
巴利藏的寫定與流傳
佛陀時代並沒有書寫的經典,教法是靠師弟間口傳心受的辦法保存流傳的。這種口誦傳承的方式,是古代印度社會普遍的習慣,婆羅門教的聖典《吠陀》、《奧義書》便是如此。那麼,這口耳相傳的巴利聖典,直到什麼時候才用文字記錄下來呢?確實的時間,目前並不清楚。但是,一般有兩個說法:
第一個說法是,在阿育王派遣摩哂陀長老到錫蘭弘法的時候,同時帶去了第三次結集的三藏。這樣,很可能當時就有文字記錄的典籍。而書寫經典的文字,可能就是阿育王時代通行的「婆羅米文」或「驢唇體」字母。而在錫蘭也發現到紀元前二世紀左右「古僧伽羅字母」的山洞石刻,字母形體與驢唇體頗為相近。這樣,巴利三藏寫定的年代,也許可以算做紀元前三世紀中葉以後,即第三結集之後,地點在印度本土。
另一個說法是,巴利三藏寫定的工作,是在錫蘭島婆吒伽摩尼王(
Va
ṭṭ
a-g
ā
ma
ṇī
, B.C.43~17
)時代的第四次結集才完成的。這次結集以勒棄多長老(
Rakkhita
Thera
)為首,召集大寺派(
Mah
ā
vih
ā
ra
)長老五百人,於紀元前二六年前後,在錫蘭中部瑪達雷(
M
ā
tale
)的灰寺(
Alu-vih
ā
ra
)誦出上座部的三藏及注疏,並決定把經典用「僧伽羅字母」(錫蘭文)音譯,寫在貝葉保存。
這次(第四)結集,為什麼決定把三藏寫定下來呢?據說,
當時錫蘭島上的佛教有「大寺」
(
Mah
ā
vih
ā
ra
)
及「無畏山寺」(
Abhayagirivih
ā
ra
)二派,保守而嚴持戒律的大寺派,與前進開放的無畏山寺派意見不和,紛爭迭起。大寺的比丘唯恐其眼中的異端無畏山寺派歪曲教法,因此才決意書寫,以永存正法。
從三藏的流傳來看,這次結集包含兩項重要事件:一、它是「整部三藏文字化」的開始。(之前,第三結集記錄的經典,可能只是三藏中的重要部份,其餘內容依然以口誦流傳)二、這種文字記錄是以當地字母(
錫蘭文
)「音譯」的方式來保存的。從此以後,用自己國家的文字字母音譯保存巴利聖典,就成了上座部佛教通行的不成文制度。所以後來緬甸(用緬文)、泰國(用泰文)、高棉(用柬埔寨文)、印度(用天城體),還有中國雲南傣族地區(用傣文),乃至近代國際通行的「羅馬拼音」,都是沿用這個辦法。
巴利語的發展階段
巴利語從發生到現在兩千多年間,事實上也歷經了幾個發展變遷的階段:
第一階段是,聖典「古偈頌」中的巴利語,約至紀元前三世紀止。這些偈頌保留了許多與吠陀語共通的語形,由於音韻或省略的關係,許多地方艱澀難懂。
第二階段是,聖典「散文」中的巴利語,約至紀元前一百年為止。此階段內容合於文法,文章舒暢自然,優美而深刻,可謂極其難得的珍品!
第三階段包括聖典的注釋書、教理綱要書、史書等,以五、六世紀為中心,前後數百年間。此階段文章也相當簡練暢達。
第四階段為後世各種文獻的巴利語,約從十世紀到現在。此一階段的巴利語以錫蘭為中心,而後發展於緬甸、泰國等地。由於時代、地域與早期巴利語已有隔閡,再加上梵文化的影響,文章顯得造作彆扭,極不自然。
另外,巴利語從十二、三世紀起,也一直是南方各國僧侶間溝通佛法的「交談用語」。因此,隨著時代的變遷,也新造了許多現代生活中的語彙,如
ā
k
ā
sa-y
ā
na
(飛機)、
ayo-y
ā
na
(火車)等。總之,巴利語正如許多語言一樣,一直不斷在使用,也一直不斷在變遷發展中。這不正是佛法所謂的「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嗎?
在所有現存的印度語佛經中,巴利三藏是時間最早,數量最多,而內容也最完整的一套。以下略舉其要:
一、律藏
:
包括「經分別」(
Sutta-vibha
ṅ
ga
)、「犍度」(
Khandhaka
)、「附隨」(
Pariv
ā
ra
)三部分。
二、經藏
:
包括五部(尼柯耶,
Nik
ā
ya
):
(1)
長部(
D
ī
gha- nik
ā
ya
),相當於北傳《長阿含》。
(2)
中部(
Majjhima- nik
ā
ya
),相當於北傳《中阿含》。
(3)
相應部(
Sa
ṁ
yutta-nik
ā
ya
),相當於北傳《雜阿含》。
(4)
增支部(
A
ṅ
gu- ttara-nik
ā
ya
),相當於北傳《增一阿含》。
(5)
小部(
Khuddaka-
nik
ā
ya
),包括《法句經》(
Dhammapada
)、《本生經》(
J
ā
taka
)、《無礙解道經》(
Pa
ṭ
isambhid
ā
-magga
)等共十五部經典。
三、論藏
:
有《法集論》(
Dhamma-sa
ṅ
ga
ṇ
i
)等七部。
此外,還有
藏外典籍
,包括覺音(
Buddhaghosa
)、覺授(
Buddhadatta
)等人的三藏注釋(
A
ṭṭ
ha-kath
ā
),及後世對注釋的解疏(
Ṭī
k
ā
),還有教理綱要書如《攝阿毘達摩義論》(
Abhidha-mmattha-sa
ṅ
gaha
),史書如《島史》(
D
ī
pa-va
ṁ
sa
)、《大史》(
Mah
ā-
va
ṁ
sa
),以及其他著名的典籍如《彌蘭陀王問經》(
Milinda-pa
ñ
ha
)、《清淨道論》(
Visuddhi- magga
)等。
巴利三藏除貝葉版、紙張版外,目前還有二套含「全文檢索」功能的(羅馬化字體)電腦「光碟版」。一是泰國
Mahidol
大學出版的暹邏版
,另一套是泰國法身寺出版的「巴利聖典協會」(英國
P.T.S.
)版。另外,巴利藏除南傳各國語譯本外,還有英、日、德、漢及部份法、義等各國譯本。其中台灣元亨寺出版的《漢譯南傳大藏經》,總七十冊,目前已出版至第五十六冊論藏的《發趣論》。這個譯本是由日譯版《南傳大藏經》轉譯過來的。由於「日譯」本身並非精本,又經第二手轉譯,可靠度略嫌不足(語意含糊及翻譯錯誤的地方不少)。儘管如此,它的出版實有著重要的意義!終於彌補了這一頁漢譯史上的缺憾,讓使用中文的學者得以初步了解《巴利藏》的大體內容。當然,如果因此方便,能夠激起另一波真正深入原典的研究,乃至直接本於原典的譯注,則其意義就更大了!在台灣這樣虛華、急利的宗教生態下,能夠投注如此龐大心力、資源,從事艱鉅的「基礎文化工程」(譯經事業),這真令人歡喜讚嘆!
佛陀對語言的態度
無論對教法的傳播者或學習者來說,「語言」都是重要的。——它是成就「聞慧、思慧」的基本憑藉。那麼,佛陀對「語言」究竟抱持怎樣的態度呢?關於這點,巴利語《律藏》「小品」(
Culla-vagga,Vin.II.p139
)有個著名的故事,大意是:「
有二位比丘,是兄弟倆,出身婆羅門,音聲優美,擅於言詞。他們一起到世尊那兒,向世尊說:『尊師!現在的比丘,種種名、種種姓、種種種姓、種種家族,都來出家。他們使用各自的方言俗語,汙損了佛陀的教言。尊師!請讓我們用雅語(
Chandaso
指梵語、吠陀語
)表達佛說吧!』佛世尊訶責他們說:『無知的人啊!怎麼可以這樣說呢?這樣並不能引導不信佛的人信佛
……
』接著又做了簡短的開示,並向所有比丘說:『比丘們!不許用雅語表達佛說!違者得突吉羅(
dukka
ṭ
a
,
即犯
輕過
)。比丘們!我應允你們,用自己的方言(
Sak
ā
ya niruttiy
ā
)來學習佛所說的道理。』」
從這段記錄可以清楚看出,佛陀是個「講求實際效益而反對權威迷信」的平民教育家。
他不認為語言有高下貴賤之別,怎樣能讓學習者「容易聞思教法」才是最關鍵要緊的!
畢竟,覺悟與解脫是來自對教法的「正確理解」與「精勤實踐」,而無關乎「語言音聲」的是否「尊貴優美」。因此,佛陀反對採用上層婆羅門階級的雅語,他說:
「吾佛法中不與美言(
Sa
ṁ
sk
ṛ
ta
雅語、梵語)為是,但使義理不失,是吾意也。隨諸眾生應與何音而得受悟,應為說之。」(大正藏
24
冊
822
頁上欄
)
這便是佛陀平等、務實、開放的語言態度。
這個故事,也是極富啟發性的:一則,在這種務實的態度下,隨著佛法的輾轉流布,經典自然以不同地區的不同語言翻譯記錄了下來。這些「翻譯的典籍」(如漢譯、藏譯等)保留了各時期各地區流行的教法內容,是十分珍貴的資料!因此,我們對它與對「印度語(如巴利語、梵語)記錄的典籍」應當「平等重視」才是。其次,若要實現世尊「隨諸眾生應與何音而得受悟,應為說之」的悲願,則教界應當嚴肅面對「如何培養訓練各種語文翻譯人才」的重要課題!再則,學習「經典語言」不過是增進教法理解的可能途徑之一。我們切勿「偏信」(迷信)它,以為:「懂得它才能(或就能)懂得佛法」。尤其,對大多數沒有充裕時間研究語言的修學者而言,如果能把更多的時間、心力投注在「自己熟悉的語言記錄的經典、書籍」上,反而可以獲得更大的「聞思效益」。最後,如果我們學習這些語言的目的,是希求透過它(標準的語音),「持誦咒語」以得「感應」的話,那就去佛教誡太遠了!
巴利語與巴利聖典流傳至今,已經兩千多年了。它的存在,表達了佛弟子精誠為法的堅毅心行,這是值得深深尊重的!當然,它所傳持的教法,既不必是--如北傳、藏傳所卑視的--「小乘佛教」;也不必是--如南傳自己所尊仰的--「嫡傳、正統的佛教」。回歸事實,他不過是全體佛教諸多傳承中「謹守早期佛教樸實深刻教風」的一系罷了!然而,由於它是印度語,並且是較接近佛陀時代用語的一種,加上其教法內容「素樸純淨」的特色;因此,拿它來與其他傳承、或後期發展、或又經翻譯的經典對比,自然可以從「語言文獻」乃至「教法內容」的比較研究中,相互發明,更加切當的把握佛法的根本正義。
畢竟,現代的佛法研究,不是宗派主義的,而該當積極吸收各部派傳承中深刻精華的特質,並且勇於捨去不契正理的異方便,使佛法歷久彌新、行健不息!
這樣,才是研究巴利語與巴利佛教的積極意義!
(本文刊於《法光雜誌》第九十二期,八十六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