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最后的荣光，崩于1100年

大宋最后的荣光，崩于1100年 原创 我是艾公子 最爱历史 收录于话题 #大宋往事 61个内容

元祐八年（1093年），执掌大宋朝政近十年的女强人高太皇太后，病倒了。这一次的病来得很猛，62岁的她，估计是熬不到冬天了。

作为太皇太后的“乖孙子”，时年17岁的年轻天子宋哲宗赵煦，内心竟无比高兴。

因为从这一刻开始，再也没有一个讨厌的女人在他身后监督训示他，他终于感受到天子这个身份带给他的权力。

与此同时，面对高太后病危的情况，苏辙、吕大防、范纯仁三位大臣却颇为闹心。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支持高太后恢复旧法的保守派大臣。

就这样，一位皇帝和三位大臣共同前来探视高太后的病情。

对于四人的到来，处于弥留之际的高太后自然明白，这也许是她生命中最后一次能够干预大宋帝国政治走向的机会了。

于是，她当着众人的面，说出了压抑许久的肺腑之言：“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

▲高太皇太后画像。图源：网络

她担心自己走后，宋哲宗会对自己秋后算账。同时她要求，支持她垂帘听政的苏辙等三人趁早提交辞呈，离开朝堂，去安享晚年。

对于高太后的遗言，四人似乎都没有听进去。

高太后病逝之后，宋哲宗重夺权力，成为大宋帝国真正的主人。他将在人生最后的时光中，清算一切当年反对他父亲宋神宗实行新法改革的大臣，全面恢复新法。

当然，清算的名单中，包括了苏辙、范纯仁、吕大防三人。

▲宋代文学家苏辙画像。图源：网络

对于这三人，宋哲宗表面上仍旧表示尊重。

比如对吕大防，太皇太后走后，皇帝任命他为山陵使，以观文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的身份知颍昌府，后为了方便他养老，又降旨让他知永兴军。并亲自告诉他，您先回家，朕接下来对您有重要的任命。

但事实上，在以改革派为首的御史和谏官的建议下，宋哲宗最后让吕大防到偏远的安州（今湖北安陆）上班。

而范纯仁、苏辙两位，一个最后落户永州（今湖南永州），一个流落岭南英州（今广东英德）。在当时，越往南，越偏僻。像苏辙这种直接被安排到广东的官员，估计皇帝从一开始就不想让他活着回来。

宋哲宗为什么如此仇视这群大臣？

这恐怕还得翻翻以前的“旧账”。元丰八年（1085年），二月，宋哲宗的父亲宋神宗赵顼英年早逝。由于神宗驾崩之前未确立储君，根据年龄齿序，高太后将宋神宗第六子（宋神宗前五子均夭折）、9岁的赵佣推上了皇位，改名赵煦，是为宋哲宗。

▲宋哲宗画像。图源：网络

新皇帝年龄尚小，其生母又是个位分不高的妃子，朝政自然由高太后主持。

不过，高太后对儿子宋神宗那套“新政”并不感冒。年纪渐长的她，早已不禁折腾。比起处处改革的王安石变法，她更希望恢复“祖宗之法”。

而宋人的祖宗之法也并非单指某一套行政体系，而是从宋太祖时代以来，每代皇帝治国方略的总和。简单来说，就是大宋皇帝的经验治国系统。

从宋太祖开始，为了弱化武官的影响力，维护大宋帝国安稳，历任皇帝更喜欢以“崇文”为核心进行国家治理。但这却导致了宋朝在对外战争上屡屡败北的局面，从而增加更多的岁赋，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很显然，高太后所崇尚的“祖宗之法”更容易将宋朝带入深渊。但王安石变法带来的社会动荡也是巨大的，出于综合考虑，高太后最终选择了“祖宗之法”。

在高太后的主导下，大宋政坛画风突变。曾经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改革派通通被清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先前不受欢迎的保守派，比如司马光、吕公著等人。

为了让宋哲宗成为像宋仁宗那般令天下人动容的明君，高太后可谓用心良苦。她为宋哲宗寻来了苏轼、程颐等大宋文坛天团成员，力图打造一个“宋仁宗二世”。

▲宋代大儒程颐画像。图源：网络

身为奶奶的高太后，盼着孙子好也正常。可高太后对孙子要求太严，不仅用一批老宫女替换掉原先照顾宋哲宗的“自己人”，还经常要求孙子与自己一起就寝，方便教育。

平心而论，这种待遇，对于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来说，还行；但哲宗即位时，已经9岁，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能感受到的束缚感将越来越重。

而打算让孙子按照自己预设路线发展的高太后，或许曾经何时，心中也有想成为宋仁宗母亲刘太后的想法。

据史料记载，宋哲宗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时，曾以朕在朝堂上“只见其臀背”，来表达当时大臣对皇帝的不尊。

在高太后执政期间，宋朝还发生了司马光割地换俘虏事件。

为了进一步削弱新政对朝廷的影响，司马光提出建议，归还在神宗年间占领的西夏边境，以换取因战争被俘虏的大宋士兵。尽管不久后司马光因病去世，但此提案最终还是获批。

对此，身为皇帝的宋哲宗却没有机会提出反对意见。就算提了，也没人会搭理他这个小孩天子的意见。

在宋哲宗的前半生，他活在这个世上的唯一意义，就是不断模仿宋仁宗的言行举止，整日抄抄写写，背诵儒家经典。久而久之，他当然烦。而且，读这么多书，不都为了治国安邦吗？可即便到了他该亲政的年龄，高太后也继续让他等着。他能不恨吗？

时光荏苒，这种一眼能看到头的日子，宋哲宗算是受够了。

因此，高太后刚刚病逝，浅尝权力滋味的宋哲宗，才一下子没抑制住自己兴奋的情绪，在北宋官场掀起了一波换官热潮。

除了苏辙、范纯仁、吕大防等上述提及的官员，身为帝师的苏轼、程颐等人也难逃被罢黜流放的厄运。就连早已去世的司马光等人也被追夺官爵，子子孙孙皆遭贬斥，就差没挫骨扬灰了。

总之，那些在他成长路上曾经用屁股对着他的官员，悉数被清理掉了。

▲帝师苏轼画像。图源：网络

作为这群坚持实施旧法的大臣的后盾，高太后即便早已归西，也仍如其临终时所料，宋哲宗最终还是将她形容成“老奸擅国”。要不是哲宗生母以及神宗向皇后等人苦苦哀求，估计高太后的皇后之位也会被追废。

年轻皇帝的权力报复，是如此的爽快。

宋哲宗从亲政之日起，就纵容改革派大臣对保守派进行打击报复，但这还远远不够。

在他眼里，元祐是旧时代的产物，也是他作为天子被大臣和老太后玩弄于股掌之上的黑暗时光。他需要改元，表明自己是一个真正掌握实权的皇帝。他要立威，而且事不宜迟。

在和平年代下，皇帝改元一般宣布从第二年才开始正式更改年号。但宋哲宗明显等不及了，他不惜用篡夺皇位者才会即刻改元的形式，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在他的命令下，元祐九年（1094年）直接改元绍圣元年。

所谓绍圣，就是追忆圣贤的先人。很明显，宋哲宗追忆的是先皇宋神宗。

为此，他将曾主导神宗时代熙丰变法的王安石请入太庙，配享神宗庙庭。同时，下旨召回贬放外地的章惇，让其以熙丰改革党领袖的姿态回归朝廷，并下诏要求各地全面恢复神宗年间实行的熙丰新法。

▲君子之争：王安石与司马光。来源：网络

当年熙丰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分激化国家与社会上层之间的矛盾。因此，重新提议恢复新法的宋哲宗不得不就此做出综合考量。所幸，神宗时期君臣的“摸着石头过河”，使宋哲宗在绍圣年间重新推行时有了更多的经验借鉴，变法的可行性也大幅提高。

比如绍圣年间实行的青苗法，即以元丰年间（宋神宗年号，1078—1085年）青苗法为基础加以改进。最早的青苗法，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农业信贷，将原有的国家储粮折算成本钱，以20%的利率贷给百姓，在缓和民间受高利贷盘剥的同时，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但20%的利率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到底还是高了。于是，“止一分之息”成了绍圣青苗法最大的特点。

此外，各级官吏“不得抑勒”也是绍圣年间变法的特点。所谓不得抑勒，就是禁止官员在收取各项税款时私自加码，同时不得对政府实施的税赋采取强制措施。对于确有困难的穷苦人家，官府开通申诉通道，允许百姓上门诉苦，由官府重新厘定百姓资产，根据实际情况，按比例收税。

尽管宋哲宗全面恢复新法的举措，多少有对高太后以及那帮遵循祖宗之法的旧臣存在报复的心理，但不得不说，新法经过绍圣时期的变革后，更加适应宋朝的社会现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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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宋会要》统计，到了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全国人口总数已达1996万余户，较宋哲宗刚即位时元祐元年（1086年）的1795万余户增加了200万户。宋朝国力蒸蒸日上，也便有了与周边国家硬碰硬的实力。

▲清明上河图（局部）。来源：网络

此前，由于摒弃了改革派通过变法强军换回来的西夏边境之地，宋朝对西夏的压倒性攻势只能暂缓脚步，故宋朝对西夏的战略以防御为主。

可即便如此，在元祐年间的洪德堡之战中，处于守势的宋军仍在章楶的率领下，以“敌进一舍，我退一舍”的方式诱敌深入，再利用自宋仁宗时便在宋、夏边境线上修筑的大大小小数十座堡垒，沿线蚕食分割西夏军队，致使对方惨败，仅主帅梁太后一人单骑逃回。

如今，宋哲宗亲政，凭借延续熙丰新法打造出的强盛国力，他已相当不满早年间向西夏割地换取和平，还要遭人家不断挑衅的局面。从绍圣元年（1094年）到绍圣三年（1096年），宋哲宗重点着手规划宋、夏边境的军事战略。

首先，以主战的改革党死硬派吕惠卿代替力主求和的王安礼（王安石的弟弟，多次劝阻宋神宗攻打西夏）出任鄜延路经略使。紧接着，又将其他三路经略使逐一换成主战派人士。同时在宋廷中央，由宋哲宗主导重建宋、夏战时指挥体系，力求作战整体上下统一，全力发挥大宋战争武器的强大威力。

虽然宋朝从上至下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但宋、夏两国间的边界划定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当中。若师出无名，随意攻打西夏，那跟西夏侵略大宋疆土有何不同？

为此，在宋哲宗的监督和命令下，准备妥当的宋军在绍圣三年发起了第一波挑衅西夏部队的浅攻态势。在短短50天时间里，鄜延路经略使吕惠卿组织了14次小规模的军事试探行动，每次皆以小胜告终，其意在引诱西夏大军发兵攻宋，从而为宋军光明正大地出兵收复失地、扭转局势提供机会。

果不其然，西夏军队上当了。

绍圣三年九月，不堪宋军多番侵扰的西夏，在梁太后及西夏皇帝李乾顺的率领下，集结大军向吕惠卿镇守的鄜延路一线发动攻击。结果，在鄜延路首府延州（今陕西延安）遭遇吕惠卿大军奋力抵抗。眼见西夏大军一时无法突破宋军防线，梁太后调转枪头，率领大军攻向仅2800名守军的金明寨，以50万之众的碾压性攻势，一举夺下了金明寨。

▲三川口之战态势图。来源：网络

事后，为了向宋朝炫耀战绩，西夏曾致书宋朝，称“国人共愤，欲取延。终以恭顺，止取金明一寨以示兵锋，亦不失臣子之节也。”言外之意，这次先给你点教训，下次要你好看。

不过，当这封书信呈送御前时，宋哲宗却一笑置之。毕竟西夏50万之众不敢正面硬刚鄜延路，转夺一个不足3000守军的小寨子，即便赢了，也不足一提。

眼见宋军一改之前被动挨打的局面，梁太后明白，即便举西夏倾国之力，也难撼动宋朝。于是，她开始巴结宋朝北边的强敌——辽国，希望借助辽军南下，与西夏合兵一处共讨大宋。

此时的辽国正处于辽道宗耶律洪基执政末期。这位坚持与宋通好，临终前还不忘告诫子孙“切勿生事”的君主，自然清楚梁太后投诚的本意，但他不愿违背原则，到头来也没发过一兵一卒侵宋。

眼见没有办法使唤辽国加入“两家分宋”的众筹项目，梁太后只能单打独斗了。

到了绍圣四年（1096年），尽管没有辽兵援助，但西夏与北宋间的军事摩擦仍此起彼伏。

自从经历了金明寨“惨败”后，宋军边帅们明白，必须依靠一座军事前沿堡垒，才能更有效推进宋、夏之间的战事。

于是，泾原路经略使章楶结合宋、夏两国多年战争的现实以及地形地势等战略因素，向宋哲宗提出“择地筑垒”，夺取天都山，控扼横山，“据形胜以逼夏”的建议，并获得批准。

随即，中国基建史上的奇迹——平夏城和灵平寨在章楶的统筹下，仅花了22天的时间便矗立在石门江口和好水河南岸，成为决定宋、夏战争进程的关键所在。

为了提升平夏城的综合作战实力，章楶进驻后，又以该城为中心，修建起一系列堡垒，使之形成完整的作战体系。而平夏城所据之地，恰巧位于天都山脚下，扼守河西走廊，距此不远，则是西夏军队的一个兵源据点，正可谓“进可攻，退可守。”因此，平夏城建成之日起，章楶就断言，西夏一定会发兵进攻。

从绍圣四年到元符二年（1099年），为了争夺河西走廊的控制权，西夏大军在梁太后的率领下，曾两度围绕平夏城发动战争。尽管西夏人多势众，可由吕惠卿、章楶率领的宋军却也不是好惹的。西夏连着两次发动战争，均以失败告终。

而由梁太后主导的西夏国内境况，与元祐年间的宋朝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由于侵宋战争的接连失败，梁太后在西夏国中的威望骤然下降。不久，热衷于侵略宋朝的梁太后，被其宗主国辽国以一杯毒酒赐死（一说病死），结束了她疯狂的军事生涯。

▲西夏王陵。来源：图虫创意

宋、夏间战争的“大比分”获胜，让一直以来挨打的宋军军威为之一振。

在人们纷纷感叹宋哲宗是一代英明神武的君主时，似乎连上天都愿意给予这位年轻天子再度展现自我的机会：就在宋、夏战争刚刚落下帷幕，西边的青唐唃厮啰发生了内乱。

青唐唃厮啰即唐朝时期吐蕃王朝的延续，其大致活动区域位于今天的西藏。当时，青唐唃厮啰赞普（相当于吐蕃国王）阿里骨去世，为了权力，阿里骨的继承者们大打出手，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片混乱。因此，驻守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宋朝将军王赡向朝廷进言，可借机收复青唐之地，进一步扩大拓边成果。

此提案上奏朝廷后，改革派内部却出现了分歧。以曾布为首的部分人士认为，青唐所占之地多在黄河以北，如果将其纳入国土，创置郡县，则未免有些鞭长莫及，作用不大。但章惇等人认为，青唐地区临近河西走廊，如果将其纳入国土，将来宋朝在西线作战上将处于有利位置。

最终，宋哲宗同意了章惇等人的意见，相继派兵攻下了邈川（今青海乐都）、青唐。

然而，事情到此却有了反复。由于青唐地区人员成分复杂，宋军刚攻下城池，便以屠杀吐蕃人作为稳定城市治安的主要手段。这导致先前已经归顺宋朝的酋长开始反水，他们以招抚叛乱的名义出城，联系西夏以及吐蕃残部聚众闹事，堵塞邈川至青唐的交通路线，袭杀宋军。宋朝最后不得不放弃青唐。

但总的来说，宋哲宗大力拓边的成果较宋神宗、宋仁宗等先辈要辉煌许多。正如吕惠卿后来所说：“自有国以来，用兵西方，而能所为必成，所伐必克……未有如陛下今日之盛者也。”

宋哲宗的“武功”，在宋朝上下反响强烈，人们也逐渐认可了这位明君。但历史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关于宋哲宗的去世，历史上未有定论。

在官方对外公开的记录中，宋哲宗的病情有如下描写：“故冬以来，数冒大寒，浸以成疾，药石弗效，遂至垂危。”意思是进入冬天后，宋哲宗老是感冒，以致积劳成疾，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而在改革派大臣曾布写的日志《曾公遗录》中，却说他当时了解到的宋哲宗症状是“精液不禁，又多滑泄”，言外之意，宋哲宗死于性生理疾病。

支持这一观点者，以曾经的宰相吕大防的夫人所见所闻为证言。据吕大防的夫人亲眼所见，陛下“前后宫侍女固多，皆天下奇色。惟四人一样妆梳，衣服之类无少异”。但这最多只能说明宋哲宗成年后，后宫女人不少，却无法证明其纵欲。

然而，不争的事实是，从宋仁宗开始，宋朝的皇帝在子嗣延续上都大伤脑筋。先是有仁宗在位四十余年未得一子的尴尬，紧接着又有神宗的前五子全部夭折，皇位落到老六（即宋哲宗赵煦）头上的小概率事件发生。

从宋哲宗即位的那一刻开始，宋朝皇帝的传宗接代任务也就落到了他的头上。而高太后执政期间，对宋哲宗管控极严，想要提前完成“造人”任务，绝无可能。待其亲政后，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抽空完成这些任务，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宋代宫廷婴戏图。来源：网络

据史料记载，“哲宗少年，乃染疾咯血，而极讳病。二三年间，咯唾不能进唾壶，只使左右内侍以帕子承唾。”也就是说，宋哲宗从小就身子弱，经常痰中带血，时间持续两到三年。由此可推测出宋哲宗身体有崮疾，而非纵欲过度。

在明知自己身体不好的前提下，宋哲宗仍为大宋皇位的传宗接代做最后的努力。终于，在元符二年八月，他迎来了自己唯一的儿子赵茂。然而，这个可怜的孩子仅三个月便夭折了。赵茂的去世，也成了压垮宋哲宗身体的最后一根稻草。

元符三年（1100年），事业上刚有些起色的宋哲宗突然病逝，年仅24岁。

他的身后留下一个强力变法后强盛的大宋帝国，却终因无子，导致帝国所托非人。在其驾崩的25年后，盛世大宋戛然而止。

在金军的铁蹄下，曾经骄傲的大宋皇室沦为阶下囚。这悲惨的一幕，是奋发雄起的宋哲宗至死都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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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

[宋]曾布：《曾公遗录》，中华书局，2016

王云海：《宋会要辑稿考校》，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方诚峰：《元祐“调停”与宋哲宗绍述前夜》，《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4期

张劲：《宋哲宗“绍述”时期新旧党争述论》，《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郑锋：《北宋熙丰、元祐役法与绍圣役法的比较研究》，《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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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大唐梁金吾

编辑丨艾公子

原标题：《大宋最后的荣光，崩于1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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