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概括宋代刻书体系和部分刻书中心的基础上，着重对宋代福建刻书进行研究。宋代福建刻书的三大体系在时间、地域和发展程度上并非齐头并进，建阳坊刻成为福建刻书的重要代表。南宋福建经济繁荣、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是其刻书业兴盛的重要原因，而数量众多的文人、刻书家和刻工队伍则为福建刻书最终走向兴盛做出了最为直接和重要的贡献。

政治外交孱弱的宋代，在文化科技方面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刻书就是其突出表现之一。刻书业在宋代达到全盛。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到南宋时，福建刻书业后来居上，闻名于世，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产业形式和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宋代福建刻书兴盛原因进行探讨，有利于总结历史经验，为当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借鉴。

一、宋代刻书概况

宋代雕版刻书已十分兴盛，其刻书主体多样、系统完备，官府、学校、书院、寺庙、道观、坊肆、个人均参与其中，并形成了官刻、家刻、坊刻三大刻书系统。

1.宋代的刻书系统

国子监刻书是中央官刻的代表，刊印质量最高，称为“监本”。南宋时，中央官刻衰微，地方官刻兴起。路、州（府军监）、县三级行政机构及各级学校都从事刻书工作，除了各行政机构刻书外，公使库也大量刻书，称为“公使库本”，抚州公使库刻印的《郑注礼记》最为有名。[1]书院刻书也是地方官刻的重要部分，所刻称为“书院本”。

家刻是指私人出资刻印图书，质量较高，有不少精品传世，如世彩堂刊刻的韩、柳文集，周必大刻印的《文苑英华》《欧阳文忠公集》等。家塾刻书是家刻的主流，《书林清话》载宋代32家，著名者有岳珂的相台家塾、廖莹中的世彩堂、建安黄善夫家塾、魏仲举家塾等。

坊刻是指书商以牟利为目的刻书活动，所刻称为“坊刻本”或“书棚本”。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朝廷解除民间刻书之禁后，坊刻发展迅速。到南宋，坊刻已成为刻书业最活跃的力量。《书林清话》对20多家宋代著名书坊和优质坊刻本进行了记载，除了为人所称道的建安余氏和临安陈氏外，还有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刻《韩非子》，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刻《钓矶立谈》《茅亭客话》，临江府新喻吾氏刻《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西蜀崔氏书肆刻《南华真经注》，汾阳博济堂刻《十便良方》等。

2.宋代的刻书中心

宋代刻书“西起巴蜀，东达浙闽”，出现了众多刻书发达地区。

汴梁是北宋的刻书中心。汴梁官刻以国子监刻书为盛，多刻经史，曾完成儒家十三经、十七史和宋四部大书的刊印。崇文院、秘书省、大理寺等中央机构也刻书。在官刻的影响下，汴梁私人刻书也蔚然成风，刘熙古自编自刻《切韵拾玉》 [2]是有记载的汴梁最早的刻书家。其他如张齐贤刻印《注维摩诘经》、赵安仁刻印《南华真经》等。大相国寺东荣六郎书铺、集贤堂书铺等是汴梁坊刻的代表。

关于浙江刻书的记载，最早可见元稹为《白氏长庆集》作的序：“扬越间多作书摩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 [3]浙江刻本流传至今者，最早为五代十国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宋代，杭州承接了很多北宋国子监的刻书任务，是为“南监本”。[4]不少书院也刻书，如丽泽书院刻吕祖谦《新唐书略》、司马光《切韵指掌图》等。浙江著名的书坊有陈宅书籍铺、杭州大隐坊、尹家文字铺、猫儿桥钟家等20余家。此外，绍兴、吴兴、宁波、婺州、温州、台州等地也都刻印书籍。

四川雕版印刷活动可追溯至中唐。到宋代，四川已拥有一支熟练而庞大的刻工队伍，刻书甚富。据曹之先生统计，仅参与刊刻《太平御览》的刻工就约150人，而宋代四川刻书有110种。[5]四川官刻、家刻、坊刻皆盛。官刻中，工程最浩大的是开宝四年（971）开雕的《开宝藏》，《眉山七史》开创了蜀本字大行稀的传统，《春秋经传集解》被称为“蜀本之最精者”。[6]家刻中以北宋成都华阳彭乘最为著名，“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 [7]著名的书坊有西蜀崔氏书舍、成都毋氏、眉山万卷堂和书隐斋、南剑州叶昌书肆等。南宋末年，遭遇元火，蜀刻一蹶不振。

此外，江西、安徽等地也都积极刊刻书籍，如江西周必大刻印《欧阳文忠公集》为历代藏书家所推崇，安徽刻书则一致持续到明代。不过在宋代，能够与以上三个刻书中心并称的当属福建。

二、宋代福建刻书的兴盛

宋代福建刻书的兴盛有许多原因，体现在时间较早、体系完备、地域广泛等诸多方面。

1.福建刻书时间考证

关于福建刻书的最早时间，可考的史料是五代徐寅的《自咏十韵》：“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说明早在五代时期，福建刻书已有一定的基础。

但福建刻书的兴盛，却始于宋代。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邪？诸生乃怀监本至帘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授惶恐，谢曰：某当罚。” [8]这段记载明确地告诉我们，早在北宋熙宁、元符年间，一般的读书人就已经知道“麻沙本”了。因此，福建刻书的繁盛和建本的流行不会晚于北宋中期。

2.福建刻书体系完备

宋代福建刻书业也形成了官刻、家刻、坊刻的刻书体系，但三者不是齐头并进、平均分布和同步发展的。就时间来讲，福建官刻出现得较早，而坊刻在南宋异军突起。从地域上来讲，官刻以福州最为著名，北宋时期三大藏经的雕刻，创造了中国刻书史上的奇迹；坊刻主要集中于南宋的建阳。不过，由于建阳坊刻太过有名，所以很多官府、私宅刻书也委托书坊来进行。如晁补之的《鸡肋集》就是由其从弟晁谦之任福建转运判官时委托建阳书肆刻印的；[9]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朱熹、吕祖谦的《近思录》，也是刊于建阳书坊。[10]福建家刻在福建各地都有所发展，但更集中于闽北建阳地区。

3.福建刻书地域广泛

宋代福建刻书地域分布十分广泛，当时各州、府、军都从事刻书，而且除了州、府、军治所所在地之外，一些偏僻小县也刻书。像闽西的汀州、宁化，闽北的武夷、邵武、南平等地也都刻印了不少书籍。南平是福建连接浙赣的咽喉，又是“延平四贤”的传道之地，因此刻印了《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龟山杨文靖公集》等理学著作。宋代泉州经济文化盛甲东南，其刻书自宋开始，至清不绝。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泉州州学刻印的程大昌《禹贡论》被誉为“宋刻本中之杰作”；《山川地理图》是世界上最早有确实刊印年代的印刷地图册；泉州同安郡斋所刊《楚辞辨正》被傅增湘先生赞为“字体秀劲，是闽版之最佳者。 ” [11]朱熹刊刻其“四经”“四子”，共计十数种之多，成为漳州刻书的壮举。 汀州刻书字体瘦长秀丽，甚至被人认为不是闽本。至明中叶之后，汀州的四堡乡崛起，成为当时的刻书中心。可见，刻书在八闽大地已经全面开花，具体来看，除建阳坊刻兴盛外，其余各地均以官刻为主流。

4.福建刻书影响深远

从北宋末福州刻印三大藏经的壮举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当地刻印技术之发达和刻书力量之雄厚，这甚至已经令浙蜀望尘莫及了。南宋建阳几乎家家户户以此为业，其发达程度又超过了福州。建阳刻书不仅技术成熟、刻工众多，而且还拥有了像魏仲举、刘元起这样能编、能校、能刻的全才，因此刻印了大量“字朗质坚，莹然可宝”的精品，像万卷堂《王状元集诸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被清代藏书家吴骞赞为：“楮墨精雅，古香袭人，真旧本之最佳者。”此外，福建刻书在形式上也多有创新，如书耳、黑口、插图、集注本等等，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其刻书更是犹水行地，无远不至了。

三、福建刻书兴盛的原因

宋代福建刻书的兴盛，虽受全国刻书蓬勃发展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与福建当地的自然及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1.经济繁荣

五代时期，中原战乱，而福建偏安东南，社会稳定。王潮、王审知兄弟执政时期，大批北方人士前来避难，福建人口迅速增长，据统计，隋代福建仅12400多户，北宋统一全国时已达46万多户。[12]宋金的战火也未波及福建，反而促成了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入，南宋初年，福建户数近140万，南宋中后期，增至160万。[13]入闽的北方人士带来了成熟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和大批的劳动力，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到南宋时，福建地区已经成为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了。宋代，雕版印书耗资巨大，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的。福建地区经济的高度发达是其刻书繁荣兴盛乃至形成产业的必要条件。

2.物产丰富

在当地物产中，与刻书密切相关的是竹木资源。福建产竹，故多以竹造纸。据统计，福建产竹40多种，适于造纸的竹子有苦竹、草竹、粉竹、赤箭竹、麻竹和绵竹等六种。因为造纸成本低、周期短、获利快，故各地均开槽造纸。竹纸质量上乘，王世懋对此高度评价：“粉竹舂丝为佳纸料者，美于江东白苧。”麻沙、崇化素有“图书之府”的美誉，它们所处的建阳县就出产简纸、书籍纸、行移纸、黄白纸等多种类型的纸张，特别是书籍纸，被称作“建阳扣”，“宋元麻沙、书坊版书，皆用此纸。” [14]

《福建通志》记载树木近百种，不少都适合雕刻书版。麻沙刻书是福建刻书的代表，当地盛产樟、楠、楮、枣、梨等，梨木和枣木都是制版刻书的好木材。《建阳县志》载，宋时麻沙有雪梨、面梨、冬梨、早花梨、铁梨等多种梨木，都是创制刻板的上等材料。而杨万里曾作诗云：“富沙枣木新雕文，传刻疏瘦不失真。”

另外，福建地区河流纵横，为造纸、印刷提供了方便的水源。建阳盛产松树，可用于制墨，亦产良墨，还有“墨丘”之说，称“其水注墨，毫不溅连，其水印书不虫蛀。” [15]丰富的物产资源极大地降低了当地刻书的成本，当时福建的书价只相当于江南书价的一半，对各地的书商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3.交通便利

刻书产业是一种商业活动，它的生产经营离不开流通和交换；刻书业又不是一般的商业行为，作为一项文化事业，还需要有适宜其发展壮大的文化环境。福建的地理位置，恰好可以满足这两点。

福建地处东南，福州和泉州都拥有众多的水路交通线，是当时的重要港口。泉州港在南宋后期还超过广州港成为全国第一大港。闽北地区虽然山多林密，但却紧邻浙江、江西，成为闽、浙、赣三地陆路往来的主要通路。福建与内陆地区的交通路线所经主要为浦城、邵武、崇安、建阳、建安、南平6县，其中建阳、建安、南平更是处于闽北走廊的中心，为闽北出省必经之地。而在闽北与闽东南的联系上，早在元和年间就开通了由建安经古田到福州的陆路交通线。可见，福建的闽北地区和闽东南地区不仅具有各自的交通优势，而且之间已经形成了交通网络。

便利的交通，首先有利于该地区接受浙、赣、徽等地的先进文化。闽人“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 [16]为书籍刊刻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巨大的消费需求。其次，有利于生产要素和商品（书籍）的流通。如杭州名工丁宥、程宝、王文、孙生、牛实等一批人都曾参与过福州《毗卢大藏》的雕刻。[17]更重要的是，福建便利的交通吸引了众多商贩前来进行图书贸易，不仅建阳“天下客商贩者如织”，福州、泉州的图书贸易业也日渐火爆，成为福建刻书播迁海外的主要通路。北宋时，高丽以三千两银向泉商徐戬订造雕经版三千片， [18]南宋嘉定年间侨居泉州的日僧庆政上人回国时，也从泉州带回一套《大藏经》。[19]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使福建既成为图书出版中心，也成为图书交易中心。交通最为便利的福州、泉州和建阳等地，也是整个宋代福建刻书最为发达的区域。

4.人才支持

具体来讲，福建参与刻书的人才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高水平的刻书家队伍。像蔡梦弼不仅是著名的刻书家，还曾编撰《杜工部草堂诗笺》，于嘉泰年间由建阳书肆刊行，该刻本已佚，但有幸跋文得以存留，从中可以了解蔡氏的博学多识和为此书所费的心血。在建阳熊氏刻书家族中，熊克是可考的最早的刻书家，刻印过《老子注》《孝经注》《宣和北苑贡茶录》等。[20]刘仲吉在编排体例上进行改革和创新，从而使其刻印的《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备受读者欢迎。在刊刻《九经》的过程中，余仁仲本人也曾担任过校勘工作。

第二类为积极参与图书编辑出版的广大文人。当地文人热衷于图书编辑工作，从而为刻书提供了质量上乘的底本。如北宋江贽于政和年间（公元1111～1117年） 编辑《通鉴节要》，开通鉴节本先河；祝穆的《方舆胜览》《事文类聚》《四六宝苑》、真德秀的《文章正宗》等都有其自刻和书坊刻本；叶棻编辑的《宋名贤四六丛珠》刊于建安陈彦甫家塾；魏天应、林子长编注的《论学绳尺》刊于麻沙。其他如方颐孙、陈之靓、何士信、刘子实、谢维新、章定等等，都广泛参与图书编纂、笺注、校勘、编辑工作，他们知识渊博，见解独到，要求严格，有力地保证了当地刻书的质量。

第三类为技术纯熟的刻工队伍。从福州早在北宋时期就能够在百年之内刻印三大藏经来看，福建本地甚至是福州附近就应该拥有一支数量庞大的刻工队伍。余仁仲万卷堂能够以一坊之力刻印《画一元龟》这样的巨著（仅残本就达到355卷），也显示了其雄厚的刻工力量。建阳的麻沙、书坊一带，刻书业已经成为当地家庭的手工业，甚至连女子都会刻书。在闽南泉州的田庵、淮口、后坂三村中也聚集着大量的刻工，整个家族都以刻板为业，世代相传。

此外，宋代闽人笔耕不辍，著书立说，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诗歌文集和学术著作，据不完全统计有2268部、21385卷。[20]这些成为福建刻书重要的文化动力和丰富的资料来源。在科举制度和当地文化风尚的影响下，福建的学校教育蓬勃发展，到南宋时期达到繁盛，不仅几乎各县均有官学，而且书院林立。学校不仅为壮大读书人队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且本身也成为一种重要的刻书力量。以上种种，推动了福建刻书业的发展和兴盛，进而对于发扬和传播八闽文化、成就福建文化大省的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袁庚申 赵智岗）

来源：公众号《善本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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