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它到底有多重要？它是如何产生正、副本的？最终正、副本的命运如何？

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永乐大典》从6月1日起，以“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的展览形式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颇令人痛心的是，《永乐大典》正本至今下落不明，而副本则是星散飘零，百存一二。

《永乐大典》正副本的命运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为什么《永乐大典》如此重要？而它又是什么时候、在怎样的情况下开始编写的？

许多开国之君都喜欢在平定天下以后编纂一部“集古今之大成”的文献来彰显对文治的重视、显示国力。《永乐大典》就是明成祖朱棣为了消弭“靖难之役”以后朝野上下的不平之气，下诏谢缙等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集合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编成一书。解缙奉谕召集百余人组成编修班子，次年进呈。成祖览后，赐名《文献大成》，但是朱棣并不满意，认为“尚多未备”。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中记载，永乐二年十一月丁已，解缙等人进呈修成韵书，成祖为书赐名，赐钞参与人员47人，并在礼部赐宴。永乐三年，朱棣又命令姚广孝等重修，招揽了文儒有两千多人来编修此书，最终“广集天下图书六七千种，按韵编排，汇为一书。永乐五年，姚广孝进呈《永乐大典表》，成祖审阅后甚为满意，并亲自撰序，正式定名《永乐大典》。永乐六年冬，全书告成，计22877卷，目录与凡例60卷，分装11095册，共约3.7亿字。”

《永乐大典目录六十卷》目录系从翰林院抄出，前附明成祖序言及姚广孝《进永乐大典表》，在大典正本损毁的情况下，该目录得以让后人得窥大典引书全貌。嘉靖帝喜欢求仙问道，因而很喜欢对各种知识都有详细介绍的《永乐大典》，常在案头放一二帙，以备随时翻阅。嘉靖三十六年，紫禁城大火，奉天门和三大殿被烧毁，嘉靖担心殃及附近文楼贮藏的《永乐大典》，一夜之中传谕三四次搬迁，使其免于大火。为了以防万一，嘉靖帝决定重录(即重新抄写)一部《永乐大典》，嘉靖四十一年秋，他正式任命高拱、瞿景淳负责校理缮写《永乐大典》副本。重录工作直到嘉靖去世次年，即隆庆元年告竣，共耗时五年，重录本与永乐正本在内容和外观上几无二致。至此，《永乐大典》有了正本和副本两部。

《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五百六十六卷》中记载了嘉靖帝着意重录大典，以备不测。其实《永乐大典》正本自永乐六年编修完成后，一直深藏禁中秘府，明朝皇帝大多并未直接使用过此书，史料中仅有弘治和嘉靖两位皇帝真正翻阅过《永乐大典》的记录。隆庆元年，《永乐大典》副本录毕之后，文献中几乎再难寻到有关永乐正本的记述，亦未曾发现正本实物存世。

《永乐大典》正本下落之谜

历史文献中曾记载过的《永乐大典》正副本曾收藏在哪里？因为长期在历史中杳无音讯，世人对永乐正本的下落出现了诸多猜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首先是“陪葬嘉靖帝”，由于副本录入完毕的时间与嘉靖帝下葬的日期相隔不远，所以有当代学者推测，正本可能被陪葬于嘉靖帝之永陵。理由是，嘉靖皇帝沉湎于炼丹术，生前视《永乐大典》为至宝，死后随葬可能是早已做好的安排。其次，嘉靖皇帝下令重录副本时，嘉靖最器重的文官徐阶向他奏明，重录只能“对本抄写”，工程浩大，不可能很快完成。而嘉靖则强调“重录”是为“两处收藏”“以备不虞”，必须加紧完成。四年后，嘉靖驾崩，三个月后下葬，葬礼刚刚完毕，隆庆帝就宣布《永乐大典》已抄成，并重赏抄录的众臣。也就是从此时起，正本便神秘地失踪了。到目前为止，此说尚未于明清史料中发现任何文字证据。

第二种说法是，明代万历二十五年六月，紫禁城三大殿被焚毁，《永乐大典》正本也被认为在这个时候葬身火海。

第三种说法是，《永乐大典》正本藏在现在故宫隔壁的皇史宬。皇史宬是皇家档案库，城墙很厚，东西3.45米，南北墙厚6.17米，这种厚度的墙壁异乎寻常，甚至占建筑面积的64%，因而有人推测其中另有夹墙，存有《永乐大典》正本。不过，《永乐大典》副本在录成后就入藏皇史宬，而正本同样被放置在皇史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到现在，也完全没有在这里发现《永乐大典》正本。

目前，第四种说法被采用较多，即1644年李自成于山海关败归，撤出北京时烧毁皇宫，仅武英殿幸存，如果《永乐大典》正本当时尚在皇宫之中，应已经付之焦土。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五十卷》中采用这种观点。

上述就是关于永乐正本的猜测，而《永乐大典》副本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散逸的？

根据清代康熙年间的文献记载，《永乐大典》副本早在明清鼎革之际就开始佚失，清代雍正年间被移到翰林院敬一亭后，被官员们监守自盗，少数毁于战火，或被劫掠，至宣统元年，翰林院的《永乐大典》仅存64册。目前所搜集和能看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副本体系中的。原基本完整的11095册嘉靖副本，截至目前仅有400余册、800余卷及部分零叶存世，总数不及原书的4%。国家图书馆共收藏《永乐大典》224册(其中62册现暂存于台湾地区)，是《永乐大典》海内外最大藏家。

《永乐大典》规模之大、版式之美、纸张之良、书写之秀

从规模上来说，《永乐大典》汇集了上至先秦、下讫明永乐年间的图书七八千种，其《凡例》有云：“是书之作，上自古初，下及近代，经史子集，与凡道释、医卜、杂家之书，靡不收采……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闻异见、谀词轶事，悉皆随字收载。”可见其搜辑资料之宏富。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所纳典籍基本保持了书籍的原始内容，极具版本价值，且多后世佚文秘典。“找到《永乐大典》，就能跨越漫长的历史直接与宋元时代实现对话。”

从版式上来看，《永乐大典》开本宏大，单册高50.3厘米、宽30厘米，大多二卷一册。四周双边，大红口、红鱼尾、朱丝栏，皆系手绘。《永乐大典》采用”包背装“，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外用黄绢连脑包过，格外庄重。装裱后在书皮左上方贴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题“永乐大典×××卷”，右上方贴一小方块黄绢边签，题书目及本册次等。

从所用纸张看，《永乐大典》使用的是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纸张厚度约为0.12毫米，俗称为白棉纸。这种纸在嘉靖前后上百年生产量很大，纸质莹白柔韧，“茧素灿如雪”，是书写的极佳用纸，堪与“澄心堂纸”相媲美。

从其书写来看，《永乐大典》用彼时的台阁体写就，《永乐大典》全书约3.7亿字，除标题首字用多种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都是书手们用明代官用楷体——书台阁体”(清代称“馆阁体”)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由于明清时期对科举试卷文字要求行字整齐、乌黑端正、大小一致，因此年轻的生员和经过科考任命的馆阁、翰林院官员们都擅长书写这种规矩的字。整部大典字体端正整齐，又不乏洒脱精神。而抄写副本时，选择抄书工的程序非常隆重严格。《永乐大典》的重录，以礼部侍郎高拱、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翟景淳为总校官，重要参与者有翰林院官员张居正、徐时行、王希烈、张四维等。

颇值得一提的是，大典的誊写均用徽墨，以黄山松烟加多种配料制成，不干不酥，湿润有光，古香古色。朱墨则以朱砂矿物质制成，经久不褪色，粲然悦目，便于阅读。

9册嘉靖副本为近年来首次展出

展览共展出展品60余种70余册(件)，其中9册《永乐大典》嘉靖副本为近年来首次展出，即“人”字册、“陈”字册、“农”字册、“易”字册、“颂、溶、蓉、庸”字册、“郎”字册、“士”字册和2件“水”字册。

其中有多册是海外回归的代表性《永乐大典》，如1938年王重民自英国为北平图书馆购入的“农”字册；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送还中国的“颂、溶、蓉、庸”字册；1955年德国政府送还中国的“士”字册等。

据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介绍，展出的两件“水”字册分别来自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的捐赠，特意这样安排是因为背后还隐藏着《水经注》合璧的故事。

《永乐大典》本的《水经注》在混乱中分散，前半部也就是11127至11134共四册，原来曾藏在蒋孟苹家的密韵楼，1926年由蒋氏售归商务印书馆。1951年，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将该馆涵芬楼所藏21册《永乐大典》捐献国家，其中就包括这四册《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前半部，后来这21册《永乐大典》又被拨交给当时的北京图书馆收藏；《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后半部原来是李宗侗旧藏，后被李宗侗出售给北京大学图书馆，1958年北京大学把这四册赠送北京图书馆。至此，《水经注》前半部和后半部在北京图书馆完成合璧。经历了数百年岁月的兵燹水火等。这样的合璧显得尤为珍贵。

同时，现场设置的互动装置让观展体验更丰富。展厅入口处设有沉浸式环幕体验区，创造虚实结合、层次分明的沉浸式体验；“名家带你临大典”触屏游戏和永乐版式透明屏互动游戏，能让观众体验台阁体书法，学习古籍版式知识；笔墨纸砚互动游戏和《永乐大典》知识互动游戏，通过问答互动的方式，让观众感受到《永乐大典》的纸张之良和用墨之精，学习其中蕴含的中医养生、书法、动植物等知识。

展厅触摸屏提供《永乐大典》回归图表和《永乐大典》数据库供大家查阅。《永乐大典》数据库利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高清仿真影印的成果，首次集中发布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多家收藏机构所藏《永乐大典》的高清彩色图像，辅以图文对照、版式还原、全文数字检索等功能。

珠还合浦，比喻东西失而复得；历劫重光，比喻历经劫难、重见光明，展览名字颇含深意。而5月31日成立的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研究中心，将联系组织海内外专家学者，对《永乐大典》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展示推广其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未来可期！(应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