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田司长、匡校长、秦志华社长、程校长；各位嘉宾、各位同仁、各位老师和同学：

首先，以我个人的名义，感谢各位领导和线上线下的同仁出席《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发布会！借此机会，特别感谢出席发布会的田立新司长对“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坚强领导和有力支持，安徽大学作为工程建设单位之一，今天发布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就是古文字工程的一项代表性成果；感谢秦志华先生与田颖博士带领中西书局团队，克服疫情影响，确保该书的高质量出版；感谢匡校长、程校长等安大校领导为古文字工程建设和安大简整理研究工作创造的良好条件；感谢刚才发言的各位先生和学术界的同仁们长期以来的帮助和扶持！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新发布的《仲尼曰》《曹沫之陈》两篇文献，是战国出土简牍文献资料的重要新发现。这两篇简文各有其独特的文献学价值，下面，我简略谈一谈整理这两篇简文时，对这个问题形成的一些初步认识。

《仲尼曰》这篇简文辑录了孔子语录 25 条，《仲尼曰》的发现对《论语》文献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论语》是儒家思想的元典文献，集中体现了儒家宗师孔子的思想观念和哲学智慧，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影响广泛而深远。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论语》是汉代整理传承下来的文本，汉代曾有《鲁论》《齐论》《古论语》三种，只有《鲁论》传承至今，就是今本《论语》。近几十年来，还出土了三种汉代《论语》抄本，即 1973 年河北定县西汉中山怀王刘脩墓出土的简本《论语》， 2011 年江西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刘贺墓《论语》简， 20 世纪 90 年代朝鲜平壤市乐浪地区发现的《论语》抄本。这几种出土简本《论语》的抄写年代大体上在西汉中期，对《论语》传承和传播、儒家思想研究都是十分珍贵的材料。

安大简《仲尼曰》是战国时期与《论语》相关材料的首次发现，虽然篇幅不大，只有 8 条见于今本《论语》，但对《论语》的文献学研究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概括说来，主要有：

一是从编撰体例来看，《仲尼曰》已具备《论语》基本的文体特征。《仲尼曰》各条，以“仲尼曰”开头，引述孔子言论；分条辑录编排，条目之间各自独立；所辑录的孔子言语，篇幅短小，内容精粹，隽永深刻,是典型的语录体。这些正是《论语》基本的文体特征。

二是从编撰者来看，“仲尼”之称是孔门弟子尊称孔子的习惯，由此可推测：《仲尼曰》是孔子门人所辑录编撰的孔子语录。《汉书·艺文志》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 （撰），故谓之《论语》。”《仲尼曰》的编撰，大概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述，是“弟子各有所记”中的一种。

三是从收录条目分布和内容看，《仲尼曰》辑录的孔子言论三分之二以上不见于今本《论语》，称谓也与《论语》多称“子”或“孔子”不同，见于《论语》的 8 条在文字上也有所不同。可见《仲尼曰》与今本《论语》虽有联系，但不大可能是《论语》的战国摘抄本。据荆州博物馆最近公布， 2021 年荆州王家咀 798 号墓发现战国楚抄本《孔子曰》，部分可与今本《论语》对读，少量散见于《礼记》《孟子》等传世文献。发布者认为：“《孔子曰》虽与西汉各本《论语》有一定关系，但文本结构差异较大，不可视为同一书。”《仲尼曰》《孔子曰》这两种战国简文情况非常相似，这表明在战国时期，孔子言论已广为流行，孔门弟子辑录编撰的孔子语录不止一种，并且曾以不同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流传。

四是从《论语》的成书和定名来看，《仲尼曰》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论语》一名见于《礼记·坊记》《家语·弟子解》，汉代著作多有称引。然而东汉王充《论衡·正名篇》则说《论语》得名，始于孔安国。前人指出始于孔安国所题不太可信。关于《论语》之名，“两汉时代，称谓并不一致。”“直至汉后，《论语》之称，方告确定。”①《仲尼曰》简文最后有“中（仲）尼之耑 （語）也”一语，其中“耑 （語）”的释读，整理时还没能形成一致的意见。徐在国教授与顾王乐博士疑“耑 （語）”释作“论语”，并认为《仲尼曰》 25 条“均出自战国时期的《论语》”。《仲尼曰》“有可能是早期《论语》的一个摘抄本。”（见作者《文物》 2022 年第 3 期文）如果这些看法成立的话，《仲尼曰》的发现就更加具有重大的学术史意义。讨论过程中，我怀疑 “耑 （語）”所指应是仲尼所言说的内容，按照楚文字的用字习惯，“耑”可读为“短”，“耑 （語）”即“短语”，指短小隽永的孔子之言，相当于典籍中常说的仲尼之“微言”，“短语”“微言”表达的是同一意思。当然，“耑 （語）”的释读要形成一致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开展深入的探讨。

总体看来，《仲尼曰》以及荆州新发布的《孔子曰》应该是战国时期孔子“门人相与辑而论撰”的文本，《论语》的最终编定，当吸收了孔子门人的这些不同辑撰本，《汉书·艺文志》关于《论语》成书的记述大抵不错。《仲尼曰》的发现，有助于推进《论语》成书、定名和传承等问题的探讨。

下面简单谈一下《曹沫之陈》的文献学价值。安大简与上博简《曹沫》的发现，表明这篇文献在战国时期是一篇很有影响的军事著作。上博简《曹沫》公布之后，学者对简文编连、释读已开展了深入研究，但也存在着较大分歧，不少问题尚未最终解决。安大简《曹沫》的发现，对深入开展这篇简文的研究是极为难得的资料。其价值主要有三点：

（ 1 ）以安大简《曹沫》为参照，两篇简文互校，上博简《曹沫》编连的错误可得以纠正，残缺的简文可得以补足，可解决一些疑难字词的释读。经过整理研究，可基本恢复了《曹沫》文本原貌，这为深入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奠定了文本基础。

（ 2 ）两篇简文大概来源于同一母本，两种抄本异文的互校互勘，可解决一些疑难字词的训释。如：安大《曹沫》简 18 、 19 两条简文中“所以为断”“不亲则不断”的“断”字，与上博简异文对比，都应读为“敦”，表示“勉励”之义。简文“五人以伍，一人有多，四人皆赏，所以为 （敦）”，指“伍”作为一个作战单位，需要和衷共济，同生共死，故而“一人有功”，另外四人皆同时获得奖赏。简文“亲率胜使人，不亲则不 （敦）也”，指亲自率兵出战要胜过指使他人（兵士）冲锋陷阵，因为不身先士卒就不能达到敦勉（兵士）的效果。

（ 3 ）两种《曹沫》简本互校，可以纠正抄本的文字失误，有助于简文的正确理解。如安大《曹沫》简 41 号 字（从心尤声“忧”，表示“灾祸”），对应的上博《曹沫》簡 56 号讹作 （从心从厷，读成“宏大”之“宏”），导致整段简文的理解出现偏差。安大简 45 号“没世”的“ ”字，对应的上博 64 + 65 简文讹作“及时”的“及”字，使原文含义随之发生改变。就这些例子而言，安大简《曹沫》抄本胜于上博简，两种简本相互校核，对恢复《曹沫》文本面貌，解决文本疑难字词释读，准确理解文本内容都是很有价值的。

以上所说的，只是整理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初步认识，大多数意见都体现在第二辑整理研究报告之中了。《安大简》第二辑报告的公布，为古文字学、汉语史、思想史和古文献学等相关学科提供了新材料，随着多学科学者的参与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相信，这两篇文献的价值将会得到更加全面的揭示。

①马培棠：《国故概要》，转引自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六艺略·（七）论语》，中华书局， 1983 年 6 月，第 1 版，第 79 页-第 80 页。

（ 2022 年 8 月 19 日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