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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宙斯到耶和华：希腊人是如何皈依基督教的？
吴越
2020-05-28 10:27
来源：
澎湃新闻
“亚历山大大帝以后的希腊怎么就听不见声音了？”“希腊人不是相信宙斯波塞冬雅典娜的吗？为什么爱琴海小岛上到处是蓝顶教堂呢？”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疑问，也许这篇文章可以给你答疑解惑。在这里，笔者想讨论的是：罗马帝国早期的希腊人是如何被基督教化的，当希腊人与基督教相遇的时候，有哪些因素促使希腊人皈依这一新兴的宗教？
罗马统治下的希腊人
亚历山大大帝遗留下来的马其顿王国从公元前2世纪初就开始抵抗罗马对希腊本土地区的入侵。在北面的马其顿被罗马打败以后，希腊南部的亚该亚联盟不久也被罗马征服，致使本土希腊在公元前148年完全被罗马所统治。不过除了希腊本土，当时希腊人以及希腊文化圈涵盖了几乎整个地中海东部沿岸，因此我们在本文中所讨论的“希腊”包括了希腊本土以及一些本土以外的希腊人聚居地。
希腊人在罗马人的统治下经济生产、物质生活和文化创造水平都有所下降。权贵阶层有些没落了，有些则投靠了罗马人。不过，希腊原本的自由民、奴隶等社会结构基本没有改变，希腊从柏拉图时期延续下来教育系统也一如既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罗马时代的希腊仍然延续了它的文化和语言，不但同化了那些长期居住在希腊地区的罗马统治阶级，甚至还吸引了不少罗马皇帝埋头苦学希腊语。
在宗教上，罗马人也没有改变希腊人原来的多神信仰----本来古希腊的多神教系统和罗马人自己的就差不多。而且他们到了希腊以后，为了与当地的权贵阶层打成一片、方便统治，更不遗余力地支持希腊人的各种传统活动，翻新神庙，隆重举办神明们的节日庆典、运动比赛、娱乐宴会……而且在这些活动中还不失时机地加上了“皇帝崇拜”的元素，倡导希腊民众为现任罗马皇帝的福寿安康而献祭。尤其是随着后来基督教影响的不断扩大，罗马帝国更试图用传统多神教来与之抗衡。
然而，罗马时代的希腊在宗教上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趋势：东方宗教开始越来越深地影响希腊人的世界观。之前的希腊化时代以及罗马的大一统使希腊人前所未有地与东方各个文明有所接触，另外也许也是对奥林匹斯山十二神出现了“审美疲劳”，越来越多的希腊人此时开始追随东方神明们的“新鲜面孔”，比如伊西斯女神，以及太阳崇拜等——值得一提的是，太阳崇拜强调太阳在神性上的至高地位甚至是唯一地位，具有强烈的一神教倾向。更重要的是，在希腊化时代就散居在小亚细亚、埃及以及希腊本土的犹太人也使一神教理念更加贴近他们的希腊邻居。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之下，希腊人开始把很多原来的希腊神“合并”成一个神，比如“太阳—宙斯—酒神”之类的古怪组合；此外，以前的希腊人一年只祭祀一次某个神，现在也像犹太人一样天天祭祀，甚至一天两次----这也铺垫了之后希腊人对基督教会每日祷告礼仪的接受度。由于祭祀频繁，希腊人不可能像原来那样每次都献上牺牲，因此“祭品”这个概念也慢慢过时了，这也是希腊人跨出传统多神教习俗的一步。
当时希腊人宗教倾向改变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赫尔墨斯教(οΕρμητισμός)在罗马帝国早期的盛行。赫尔墨斯教大约起始于公元2世纪，当时的希腊信徒认为希腊的赫尔墨斯神与埃及的月亮神托特（η Θωθ）是同一个神，能引领他们最终得到一个至高神的启示。吊诡的是，虽然信徒们也相信“赫尔墨斯/托特”的存在，但他们自认是一神教，使用“创世者”(οΔημιουργός)、“父”(οΠατέρας)这样的语汇来称呼他们唯一的神(οΘεός)，并且还有从父神诞生出神子“逻各斯”（οΛόγος）以及“第二智性”（οΔεύτεροςΝους）这样的教义。这些思想很难不使今天的我们联想起后来出现的基督教。因此可以说，新千年的希腊人在心理上已经有了可以让基督教生根发芽的土壤。赫尔墨斯教一直活跃到公元3世纪，在遭到基督教化的罗马帝国打压之后流向了阿拉伯地区，其宗教典籍在文艺复兴时期被西方人重新发现，并成为了西方密教之一。
基督教的“希腊基因”？
我们之前站在希腊人的角度，说明了希腊人其实早在被基督教化之前就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现在我们换一个视角，看一看基督教本身有哪些足以吸引希腊人皈依的因素。
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基督教的诞生之初，它就带上了一点“希腊基因”。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开始的希腊化时代，犹太人——无论是身处巴勒斯坦本地的犹太人还是散居在地中海东岸各个希腊化城邦的犹太人——都一度生活在希腊人的统治之下，希腊文化对犹太文化的侵蚀表现在城邦的政治架构、教育、艺术等各方面。从负面效应来看，希腊文化对犹太教的入侵引起了很多犹太教徒的反感，因而进一步强化了犹太教的“民族性”，越来越强调犹太血统、律法与救赎的联系，这大大妨碍了对犹太教感兴趣的希腊人皈依的可能性，从而也为以后基督教吸引希腊人提供了空间。甚至，犹太教为了抵御希腊化而变得日趋保守，也使得很多流淌着犹太人血液而思想却更加“希腊化”的犹太教徒感到精神被撕裂般的痛苦，进而寻求找到内心平衡的方法，这些人正是追随耶稣基督的第一批犹太人。
当然希腊文化也从正面影响了犹太文化：一些拉比开始使用研究荷马史诗以及其它希腊典籍的方法来研究犹太教的律法，一些犹太哲人也开始把犹太人的神与希腊人的宙斯相提并论，把犹太教的理念与希腊人“智慧”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很多犹太人成了希伯来语—希腊语“双语人才”，一些甚至只会说希腊语而全然不知希伯来语----这也是著名的旧约“七十子”希腊语译本的由来，它是为了方便那些已经只会说希腊语的犹太人的产物。在《使徒行传》中有所记载，“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οιελληνιστές)被认为是一个有别于其他犹太人的群体，而耶稣的十二门徒中就有这样的成员，比如安德烈（οΑνδρέας）和腓力(οΦίλιππος)，他们就属于会说”阿拉姆方言--希腊语“的双语犹太人，甚至有学者大胆猜测，耶稣本人也有可能会说希腊语。
不仅在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中有说希腊语的，而且基督教最初的“领导层”也是由说希腊语的使徒构成的。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中提到，随着耶路撒冷教徒的增多，十二门徒选出了七个执事来管理最初的教会运作，而这七个执事无一例外的具有希腊人名，其中地位最重要的是司提反（οΣτέφανος）。
一些语言学理论认为，人们所说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考方式，因此当时说希腊语的门徒，在基督教的奠基之时就多多少少把希腊的思维和理念烙印在了这个新宗教的内核之中。司提反被犹太会堂逮捕的主要罪名是他提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这说明司提反要打破耶稣的追随者们与耶路撒冷圣殿崇拜这样地域局限的关系。正是司提反以及一批具有希腊思维的使徒们领导着他们的新宗教与犹太教分道扬镳，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性的宗教。而促使他们这么决断的，无疑是他们的“希腊头脑”，而不是他们的“犹太血统”。
新约以希腊语写成这一事实也使基督教从一开始就与希腊文化密不可分。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在地中海东部通行的希腊语被称为“通用希腊语”，与当时本土希腊语的区别，就好比今天英式英语、美式英语和澳式英语，都是能被理解、能用来交流的。新约正是以通用希腊语写成的。新约的作者们以希腊语来思考和写作，使得他们对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很多阐释都用希腊哲学的概念来进行，比如“道成肉身”等教义因此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浓重的希腊哲学的痕迹。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某几个新约作者可能本身就是希腊人，比如约翰文书的作者圣约翰，其《启示录》据信就是他被罗马皇帝流放岛到希腊的拔摩岛（Πάτμος）上受到天启而写成的。
约翰受到启示的洞穴今天已经被改造成一个小教堂
基督教在希腊人中的传播
一方面是希腊人已经有了精神准备，另一方面是基督教本身就带有希腊因素，因此当两者在古城安条克（ηΑντιόχεια,新约中称为“安提阿”）初次相遇时，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安条克虽然不处在希腊本土，而位于今日土耳其与叙利亚的西部边境，但它在罗马帝国早期是一个军事以及经济地位非常重要的希腊化城邦。司提反被杀以后，使徒四散，其中很多人都移居到安条克，并给当地人传教，包括城内为数甚多的希腊人社群。注意，这些希腊人不是“说希腊语的犹太人”，而是血统上、文化上都地地道道的希腊人。由于希腊社群的积极参与，安条克的传教非常成功，甚至“基督徒”（χριστιανοί）这个身份称谓最早就是从那里喊响的，这实际上是正式宣告了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分离。公元49年左右，耶路撒冷会议召开，带着希腊外邦色彩的“安条克派”主张基督教分离出犹太教，小胜了那些固守犹太律法的保守派，安条克教会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离开安条克，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希腊本土。基督教在希腊本土的传播是从保罗传教开始的。保罗在血统上是犹太人，具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他在出身地大数城（ηΤαρσός）受到了系统的希腊文化教育，精通希腊语，对希腊哲学斯多葛主义也非常有研究，这在新约收录的保罗书信中多有表露。比如在《腓立比书》（4:10-13）中保罗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这就是典型的斯多葛派的生活观：只有顺应命运才是正确而理性的态度，面对外在的万变要保持“不动心”。在《哥林多前书》（7:29-31）中保罗又说：“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这也呼应了斯多葛派的主张——不要让表象牵着你走，否则你就会受它任意支配。
保罗在希腊本土的传教有三次，第一次大约是公元49年—52年，第二次大约是53年—57年，最后一次是63年—66年。其足迹遍布希腊南北各地：雅典、帖撒罗尼迦（ηΘεσσαλονίκη,今称萨撒罗尼卡，希腊北部第一大城市）、哥林多（ηΚόρινθος,今称科林斯）、腓立比（οιΦίλιπποι,位于今天希腊北部重要城市卡瓦拉）、韦里亚（ηΒέροια,今希腊北部重要城市）、克里特岛(ΗΚρήτη)、罗德岛(ηΡόδος)、科斯岛(ηΚως)、米提里尼岛(ηΜυτιλήνη)等等，并在多地建立了教会。而“教会”（ηεκκλησία）这个词本身就是从古典时代雅典的“公民大会”（ηΕκκλησία）直接“复制黏贴”而来的。起初的教徒使用“公民大会”这个词来称呼他们的组织，原因是：当时的教会与公民大会一样，是有地域性性的、基于城邦范围的；另外，就像公民大会的成员是自由民，教会的成员被认为在受洗礼以后也获得了“真自由”，可以对神畅所欲言；并且，当时教会内部由教徒们从各位候选人中选举领导人的方式也和公民大会如出一辙。只不过“公民大会/教会”这个词在基督教的使用中不再拥有政治的含义，而是神学的含义了。
保罗在希腊北部地区传教的成果颇丰，在第一次希腊之行时就建立了帖撒罗尼迦教会、腓立比教会和韦里亚教会，它们是基督教在欧洲大陆最先建立的三个教会。保罗在希腊北部很快遇到了当地犹太人的骚扰，于是南下来到雅典。正如他的同行者使徒路加所记载的，在雅典的传教过程并不顺利。保罗按照雅典男性居民的习惯，首先在市中心的集市（Αγορά）上与希腊哲人辩论，但遭到雅典人的抵触和怀疑。《使徒行传》中记载，保罗因此被雅典人带到了一座名为“亚略巴古”小山丘（ΆρειοςΠάγος）上受审，因为这座石丘是当时雅典的最高法庭。但这个史实应该并不正确，因为亚略巴古在当时已经只审理谋杀案件了。因此很可能当时雅典的长官们只是想听一下保罗的言论，而并没有正式进入审判程序。不管怎么样，保罗在那里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传给你们”，虽然他在演讲中特意使用了希腊斯多葛主义哲学来试图说服雅典人，但很明显并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基督教中“死人复活”的信仰尤其难以得到大多数雅典人的认同。
哥林多这个地处雅典通往伯罗奔尼撒半岛交通要道的贸易城市对保罗显然更加友好，他一共去过三次，最长一次在那里居住了1年半。他在哥林多建立了教会，并在那里写下了几封具有重要神学意义的书信。他对哥林多教会的希腊教徒关切有加，这从他的哥林多前书、后书中可见一斑。
公元100年左右，包括保罗在内的第一批使徒皆已去世，此时基督教徒人数以大约每年40%的数量增长，希腊本土以及地中海东岸各地的教会中，希腊人开始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族群的信徒，并掌握了希腊化各地教会的领导权，比如前文提到的安条克教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希腊人的努力下，安条克在公元二世纪成为了并列于罗马、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的基督教五大教区之一，在公元三世纪教徒据信达到了10万。希腊人在推动基督教的过程中还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新约的《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都在这一时期写作于希腊人所领导的基督教会中。
进入公元2世纪后，基督教不只在普通希腊民众中发展，也吸引了更多的“知识分子”。这个时候涌现出一大批希腊人的基督教哲学家，比如生活在巴勒斯坦的希腊人尤乌斯提诺斯（οΙουστίνος）、雅典的阿希纳格拉斯（οΑθηναγόρας）和安条克的主教希奥非罗斯（οΘεόφιλος）等等。他们在与当时的非基督徒哲学家辩论/护教的过程中，将基督教和希腊古典哲学思想进一步地结合在了一起，比如将柏拉图的“理念”对应于上帝的无限性和完美性，将新柏拉图主义的“本体”等同于上帝的“位格”等等。
现在一个普遍的印象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早期受到了残酷的镇压。但其实公元一二世纪的罗马帝国从来没有在全境范围内进行过系统的、大规模的反基督教活动，这给基督教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在公元380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前，信仰古希腊罗马多神教的异教徒是主流，而基督徒仍然是社会上的边缘群体，并与前者时不时起冲突。公元3、4世纪期间，基督教提供的世界观、多神教的世界观、希腊哲学的世界观（比如伊比鸠鲁派的快乐主义），在罗马帝国时代争夺着“受众们”。真正使基督教大规模发展起来的动因是罗马的大力扶持，这在希腊地区也不例外。尽管如此，在没有电视、没有网络这些现代化媒体手段的罗马帝国，使本土希腊人全体皈依基督教的过程仍然是漫长的。即使到了拜占庭时代，希腊仍然有信奉古代多神的角落，或者是信仰了基督教、但其思想习俗仍然没有被彻底“改造好”的情况。而这一段的故事，留待下回分解。
1,Ιστορίατουελληνικούέθνους,ΤόμοςΣΤ’:ΕλληνισμόςκαιΡώμη(30π.χ.–324μ.χ.),ΕκδοτικήΑθηνών,(Αθήνα,1976)
2,Ιστορίατουελληνικούέθνους,ΤόμοςΖ’:Βυζαντινόςελληνισμός,Πρωτοβυζαντινοίχρόνοι,ΕκδοτικήΑθηνών,(Αθήνα,1978)
3，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