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古今影像大明十三陵－－十四，明穆宗隆庆帝朱载坖（jì）昭陵

昭陵是十三陵中第一座大规模复原修葺的陵园，是明十三陵旅游区已经开放的四个景区之一（其它三个为神路、长陵、定陵）。从1987年开始复建，在1990年代初期最终完工，恢复了昭陵原有的建筑群落。

明昭陵内埋葬的是明朝第十二代皇帝穆宗庄皇帝朱载坖（jì）（年号隆庆）及其三位皇后的合葬陵寝。

明昭陵位于整个十三陵陵区的东侧，坐落在天寿山余脉的大峪山东麓，与其父的永陵相互对望。

从立体卫星图来看，昭定正处于大峪山东部突出部。背后的山峰形成了风水学上的玄武之势，两侧的偏峰则成为青龙与白虎的护卫之态。

千百年来，从山中倾斜而出的水路则在山前冲积出一块黄土丰厚的平原，而这里刚好成为昭陵的陵寝所在。

站在昭陵西南侧高地之上，向十三陵陵区内览视。远处在层层绿波之中突兀而出的红色明楼显示这里是皇家陵寝之地。

因为十三陵的陵区过于广大。因此，很多来十三陵旅游的朋友，因为行车路线往往是由陵区内的昌赤路而行，因此很少能够看到其它皇陵。以至于有的人以为十三陵就是定陵、昭陵、长陵这三个皇陵。

但，如果是在冬季而来，或是站在陵区外围高地之上，那么各个皇陵最高建筑的明楼却能够清晰可见。这也算是一种独特的视觉享受吧。

昭陵陵园建筑面积为35000平方米，依明朝的皇陵建筑群落要求，建有完整的祾恩门、祾恩殿及其东西配殿和方城、明楼、宝顶等设备。

明朝灭亡后，昭陵先后遭到两次破坏。

1644年，李自成自德胜口攻破明朝的长城防线，大军进入十三陵陵区，此次战乱中昭陵的明楼遭到火焚；

1695年，清朝康熙三十四年三月五日，大雨滂沱，雷电交加，昭陵陵恩殿和两庑配殿又遭雷击起火，陵卒拼命扑救，但只救下了两庑配殿，陵恩殿被彻底烧毁。随着岁月的推移，到了乾隆年间，两庑配殿和陵恩门又相继残坏。

1785-1787年，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清政府为缓和民族矛盾，重新修葺明十三陵。昭陵也在修葺之中。从遗址分析，当时修葺的项目只有明楼、棱恩门、棱恩殿三项工程。这次重修，虽然使陵园制度稍趋完备，但却改变了原有建筑的规制。

1985年6月，为了加强对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开辟新的旅游景点，丰富旅游内容，经有关部门批准，十三陵特区开始筹备昭陵的复原修缮工程。

1987年4月正式动工。修缮的主要工程有：明楼木架结构和瓦饰的更换，裬恩殿、裬恩门、两庑配殿、神功圣德碑亭、宰牲亭、神厨、神库的复原修建等。

1990年8月，完成了宰牲亭、神厨、神库以外的全部工程，9月1日，作为旅游景点正式对外开放。

1992年，宰牲亭、神厨、神库也相继竣工。

如果朋友们不是匆匆浏览图片，而是仔细阅读我所撰写的文字的活，那么朋友们可能发现，我所写明穆宗的名字为“朱载坖”，而不是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朱载垕”。这是为什么呢？

明穆宗是一个存在感极低的皇帝：一是此人在位时间并不长，仅有5年多的时间；二是在他这仅有的5年多时间里虽然是“隆万大改革”的起始阶段，但改革的成果却显现在万历年间。因此很多人对这个皇帝都表示无感。根据《明实录》的手抄本的记载，明穆宗名字的第三个字十分的模糊，根本分辨不清是什么字，所谓‘垕’，不过是一些学者的猜测而已。

不过幸好，除了《明实录》外，我们可以从明代文人的笔记中，看到明穆宗的本名。他叫朱载坖（jì）！拥裕派大臣陈以勤在为朱载坖辩护时曾提到：“乃生而命名，从元从土，若曰首出九域，君意也。” 而邻国朝鲜所保留的档案中也记载其名为“载坖”。并且朱载坖并没有改名的迹象，而叫“朱载垕”的在当时另有其人，那就是衡府齐东安和王。

明万历年间文人卢翰的著作《掌中宇宙》中将明穆宗的名字误写为“载垕”，此一讹误为朱国祯《皇明史概》、谈迁《国榷》等书及清廷官修《明史》等书所沿袭，导致后世普遍弄错了朱载坖的真实名讳。

而现代史学界管明穆宗叫朱载垕，主要还是受了《明史》的影响。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穆宗在乾清宫病故。礼部左侍郎王希烈奉神宗之命往天寿山为穆宗选择陵地，选得了永陵左侧的潭峪岭（今德陵所在位置）。

同年六月，神宗又命大学士张居正与司礼监太监曹宪于即位礼后再去陵区审视。张居正对神宗说：送终的事情重大，寻找陵地的风水理论又十分微妙。事情重大，在处理上就应考虑详尽；道理微妙就应广集众言以便做得恰到好处。他建议参照嘉靖年间选永陵时事例，派遣礼、工二部大臣及科、道官各一员，钦天监通晓地理官员、阴阳人等，再推举廷臣中精于地理堪舆之术的官员一人，一同前往察看。

于是，神宗命户部尚书张守直、礼部右侍郎朱大、工部左侍郎赵锦、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江西道御史杨家相、工部主事易可久等官员与张居正一同前往天寿山察看。

而此时，正是明朝的大改革家、政治家张居正执政期间。张居正受孝定皇太后李氏之托，辅佐年幼的万历帝皇帝，正身体力行以务实的精神锐意改变时弊，他虽对先帝陵寝的建造态度也十分认真，但却绝不想将精力、财力以及大量的人力浪费在大规模的陵寝建造之上。当时张居正正在千方百计的考虑着如何开源节流，从各个方面节省国家的财政支出。

而此时，大峪山下一座废弃的皇陵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根据 《明世宗实录》的记载，早在嘉靖三年(1524年)时，18岁的嘉靖皇帝就曾想在天寿山建造父母的陵园，迁葬其父朱祐杬至天寿山陵区，并营建新的“显陵”玄宫。

嘉靖三年(1524年)九月，锦衣卫百户随全、光禄寺承事钱子勋因罪被惩处，为了讨好世宗，他们建议世宗将显陵改建于天寿山。世宗皇帝在议礼中获胜。正在想方设法指高父母地位。遂指示工部议处。

工部尚书赵璜认为不宜改葬有 3条理由:

第一是先帝既已葬在湖北，体魄所安，不宜轻犯;

第二，山川灵秀萃聚，不宜轻易泄漏；

第三是湖北是皇上的“龙兴之地”，为国家根本所在，不宜轻易改定。

他建议世宗如同太祖朱元璋不迁皇祖陵，成祖朱棣不迁孝陵那样，也不要将显陵迁到北京来。

世宗不甘心，命礼部官员集议。十月，礼部尚书席书会廷臣集议，大家一致认为不宜迁葬。席书遂上言:“显陵， 先帝体魄所藏，不可轻动...全等谄谀小人，妄论山陵，宜下法司按问。”世宗却说:“先帝陵寝在远，朕朝夕思念，其再详议以闻。”席书又与大臣们议论，都认为不可以，世宗只得作罢。

明显陵

嘉靖十七年(1538 年)十二月，世宗的母亲蒋氏去世。

世宗又萌发了在天寿山营建显陵的想法。他敕谕礼工二部大臣:我父亲献皇帝的显陵在湖广承天府。那里山峦低矮，生气不聚，地域狭窄，陵制俭陋，而且与北京远隔千里。我每当想起心里都很伤感。我在前三年春秋祭陵时，在天寿山陵区长陵西南找到了大峪山，那里林茂草郁，冈阜丰街，是个风水吉地。我打算把父亲梓宫迁葬在那里。你们马上选择吉日准备兴工建造陵寝。同月十二日，武定侯郭勋、辅臣夏言、顾鼎臣等奉命于大峪山兴建“显陵”。

嘉靖十八年(1539年)三月初八日世宗下令，大峪山陵工仍按原定规制营建，并限定在五月上旬把玄宫建成。要求“坚致完美，不许草率违误”。

然而，世宗却从下令在大峪山营建显陵不久就不停地改变主意。

大峪山陵工动工没几天，世宗就变卦说:“迁陵一事，朕中夜思之，皇考奉藏体魄将二十年，一旦启露风尘之下，撼摇于道路之远，朕心不安。”他打算把母亲南祔湖北显陵。 为此，他命锦衣卫指挥赵俊去湖北“开启玄宫，审视大内”，但回报说玄宫内有水。于是，世宗亲自南巡，到达湖北显陵察看。之后在明显陵的宝城后方重建了新的玄宫。

在回京的路上，世宗又想仿尧父母异陵而葬的故事，不迁父亲棺椁，将母亲葬于大峪山。

嘉靖十八年(1539年)四月，世宗赴大峪山阅视陵工，又改变了主意。他说:“峪地空凄，岂如纯德山完美!决用前议奉慈宫南祔。”由于世宗犹豫不定，变幻无常，最终也没有将其父母埋葬其中。

至此，大峪山下这座新显陵的玄宫由此便空置了下来。

明显陵的双宝顶设置

也正是有了这般操作，大峪山下多了一座已经修好的地宫，但却空置。

于是，在张居正等人视察回来后建议将此“新显陵”作为明穆宗的陵寝。之后，明神宗决定再次派人至大峪山的旧玄宫进行综合考察，看是否能以旧陵为核心作为穆宗陵寝的修建地点。

隆庆六年（1572年）七月，工部尚书朱衡从工地回来，向万历帝叙述了玄宫内的情况。

他说，世宗为睿祖（兴献皇帝庙号“睿宗”）修建的玄宫“内紫光焕发，和气郁蒸，门堂干净，宛若“暖室”。万历帝听了十分高兴，随即命礼部议定发引事宜。将旧玄宫扩建的陵寝命名为“昭陵”。

隆庆六年（1572年）八月二十二日，迁孝懿皇后李氏棺椁葬昭陵，九月十九日，隆庆帝的棺椁也葬入陵内。像这样利用为别人所建的玄宫埋葬帝后的，在明代还是第一例。

从整个陵寝建筑的规制看，昭陵是按泰、康等陵形制建造的。

但在昭陵兴建完成后不到两年，万历二年（1574 年）六、七月间，昭陵即出现了多处问题：

“祾恩门里外砖石沉陷”

“祾恩门、殿等处砖石沉陷甚多，至于宝城砖石翻塌损伤更为可虑”

“祾恩殿丹陛方墙等处沉陷闪动”

昭陵工程质量问题既有因嘉靖初建时冬季赶工期而造成的先天不足，也有出现事故当年夏季连月大雨的外力影响，穆宗下葬前改造时的减省也是原因之一。

因此，在万历三年（1575年）正月，万历帝不得不委派工部左侍郎陈一松等提督再修昭陵。直到七月，陵工才告竣。

由于昭陵多次兴工，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第一次兴工（指地面建筑）：

万历元年十月工部盘查营建所用钱粮数，计用库银390932两，还不包括其中神木等三厂的木植用银、大通桥厂的白城砖用银、大石窝等厂旧石料的折银及户、兵二部雇抵班军工食行粮等用银。

万历元年十二月，巡视厂库工科给事中梁式等查盘营建昭陵所用钱粮数，除工部上述实用银外，又有户、兵二部银110119两，总计用银501050两有奇。其中；营缮司用银204422两，虞衡司13145两，都水司118854两，屯田司164628两。

第二次接修用银数，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

但据《明熹宗实录》记载，前后两次修建共用银150余万两。这还不算嘉靖时营建玄宫的费用。如算上嘉靖年间营陵的费用，其总用度至少在200万两以上，几乎相当于隆庆时一年的财政总收入（隆庆年间岁入约230余万两）。由于营建昭陵需要庞大的钱粮开支，工部库银匮乏到了极点。万历二年八月修缮涿州桥，工部拿不出银两，兵部派不出军匠，不得不由辅臣张居正请求万历皇帝恳请母亲解囊捐银，雇工修建。

神库

按《昌平山水记》：“十三陵各有宰牲亭，在陵恩门之左，西向，厅五间，厢各三间，亭一座，有血池。外有周垣黄瓦，惟长陵止一亭，无厅厢。”

但数百年来，随着明十三陵的废弃与人力因素的清理，到建国之后，神库所处的位置已经成为一片废墟。根据近代遗址清理的情况表明，昭陵宰牲亭、神厨、神库的规制与文献记载一致。其中，厅五间即神厨正房，厢即神库。《大明会典》记昭陵以前各陵神库“或二座，或以左”，昭陵则为两座。

现在前往昭陵参观，我们可以在入陵之前，于昭陵前院东侧看到现在已经复原的神厨、神库、宰牲亭等建筑。

圣德碑

昭陵在兴建之时，即已经依据永陵的规制建立了颂扬陵主的圣德碑及保护的碑亭。

碑亭屹立于陵前，双檐歇山顶形制。内安座一尊龟趺石碑。

同样。这座圣德碑及碑亭随着数百年的时光，在明朝末期即已遭到毁坏。而在清朝乾隆年间的修复工程中，照陵前的神功圣德碑亭不仅没有重建，而且残垣断壁也被拆除。只在碑石周围旧亭基上修建了一周宇墙。此后，长达200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修缮。

1980年代末，为了重整昭陵昔日的风采，对昭陵进行全面修复。

因此，空空如野的圣德碑便以明时建筑形制重新进行了复建。

今天我们看到的圣德碑亭是于1990年代重新复建的，其制式则为明朝样式，但用材、用料却采用了砖石结构，与明时的砖木结构还有所不同。

三座桥

昭陵的陵寝制度在十三陵中属中等规模。

其神路的设置，从长陵神路七孔桥北向西分出，长约2公里。途中建有五空、单空石桥各一座。在临近昭陵陵区处建圣德碑亭一座，亭后建并列单空石桥三座。

我们今天能够在景区看到的石桥，即只有此亭后的三座桥。

主桥长13米，宽6.5米；两辅桥长12米，宽5米

昭陵的此三座桥均在1987年重建，新修复的桥已见不到多少明代痕迹。

祾恩门

棱恩门是昭陵陵园的正门，从此门而入即正式进入昭陵之内。（不过，对于现代旅游者来讲，对德碑亭却是检票处）

昭陵祾恩门原为面阔三间（18.44米），进深二间（8.04米）；1785-1787年，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清政府为缓和民族矛盾，重新修葺明十三陵。昭陵也在修葺之中。

不过，如同清朝修缮的其它皇陵一般，昭陵的祾恩门同样被进行了缩减复原。

从遗址分析，清代重建后面阔缩小为12.52米，进深缩小为6.77米。

虽然今天我们看到的已经是按明朝规制进行复建的祾恩门，但此祾恩殿的大小却是清朝的。从礓礤之上我们可以看到的祾恩门台基大小、以及祾恩门的尺寸，只能说，现代人看到的复建祾恩门是“明朝的样儿，清朝的个儿”

在祾恩门前有一尊石刻碑。此碑为1990年代复建昭陵之后所立，其上镌刻了复建昭陵时的一件大事。

1985年，十三陵特区政府出资，希望按照明朝规制修复昭陵。但说当时需要修复的包括祾恩门、祾恩殿在内的大型古建筑需要高大、粗壮的原木作为梁柱，但一是对于这么大的原木很不好采集，而且也来不及等待长时间的阴干；二是，当时筹集的资金也有限，这么多的原木也要耗费巨资。

刚好，1985年，美国ITT瑞安公司慷慨捐助了144条花旗松和铁杉原木，解决了修复昭陵所急需的长在12-14米、直径在一米以上的木材原料。而中国土畜产进出口总公司还为运送这批木材提供了赞助。这就是工程能在1987年得以开工的重要原因。

下图就是1989年10月06日，在《中国文物报》上刊登“北京明昭陵树立捐赠纪念碑”通讯稿，文内就记述了这一事件。

为了纪念这一事件，以及赞誉在昭陵复建期间曾经帮助过、支持过的各界人士。于是昭陵复建之后，于昭陵祾恩门前树立了一尊纪念碑。

希望来此参观的游人们，不仅仅能够知晓这座历史上的皇家文物，同时也能知晓为了这项工程，更多的企业也曾参与到维护中国文化的事业之中。

祾恩殿

祾恩殿作为昭陵前处院落中最为主要的祭祀场所，也是昭陵的主体建筑之一。

昭陵棱恩殿在初建之时，原制面阔五间（30.38米），进深四间（16.77米）；

依据明时的制度，皇家陵园的祾恩殿为双檐庑殿顶结构。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建筑形态即是按明时原样复原而成的。

明昭陵在明末清初时期遭到了巨大的解难。

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前，由居庸关破昌平，走的是十三陵旁边的德胜口。而就处于德胜口旁边的昭陵就是李自成第一处报复的重点。在此时，昭陵的大部分建筑都遭到李自成军队的毁坏，到清朝建立之时，昭陵地面上的建筑已经大多数破损不堪了。

而昭陵的解难并不是只此一回。

1695年，清朝康熙三十四年三月五日，大雨滂沱，雷电交加，昭陵陵恩殿和两庑配殿又遭雷击起火，陵卒拼命扑救，但只救下了两庑配殿，陵恩殿被彻底烧毁。随着岁月的推移，到了乾隆年间，两庑配殿和陵恩门又相继残坏。

1785-1787年，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清政府为缓和民族矛盾，重新修葺明十三陵。昭陵也在修葺之中。从遗址分析，当时修葺的项目只有明楼、棱恩门、棱恩殿三项工程。这次重修，虽然使陵园制度稍趋完备，但却改变了原有建筑的规制。

清代重建后，面阔间数没有改变，尺度却缩小为23.3米。进深改为三间，尺度缩小为11.92米。

而到1936年间，在乾隆时期复建的祾恩殿也已经不堪时间的摧残，变得摇摇欲坠。

直到1980年代末期，在重新复建昭陵之时，昭陵祾恩殿才重新得以全面恢复昔日的风采。

今天我们看到的昭陵祾恩殿是依据明时的建筑规制而复建的。

重修后的昭陵建筑宏伟，金碧辉煌，具有陵制完整的特点。

裬恩殿内还举办有“明昭陵秋季复原陈列”，再现了明代秋祭时殿内供品丰洁、乐器齐备的隆重场面。

依据明朝之时的秋祭祭品有祭祀要求，不仅有各种供品，同时按照祭祀要求，昭陵内埋葬的各位陵主的灵座、灵位均按明时的要求进行了呈现。

正中大殿内为皇上和三位皇后供奉的祭品

大殿中，位于祭祀区后方的皇帝与皇后灵座（虽然看起来一样，但却各是各的主儿）

位于祾恩殿前左右两侧原各有配殿。但在明末毁坏之后，在乾隆时期并没有得到重建。

此后，长达200年的时间里配殿一直没有得到修缮。为了使整个昭陵建筑复原到明时原样，所以在1980年代末期的复建工程中，两侧配殿也得到了重建。

虽然配殿的样式作了恢复，但殿内原有的陈列与功能却改为了：“明昭陵帝后史料陈列”和“明代皇族墓葬史料陈列”。配殿内介绍埋葬在昭陵内的隆庆皇帝和孝懿、孝安、孝定三皇后的有关情况，以及明代亲王、妃嫔的墓葬规制。

大殿、东西配殿的全景图。这是昭陵的第二进院落

东配殿与西配殿

虽然祾恩殿为后期复建，但复建的基础还是在原有明朝之时建立的台基之上。

所以，现在明昭陵祾恩殿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明时遗存只有旧有殿堂台基与祾恩殿前的丹陛下石。

此丹陛石不同于过往的其它皇陵，上边并没有雕刻龙、凤或其它祥瑞动物纹饰，仅仅只有祥云镌刻其上。而且在浮雕的立体程度、花纹的精美程度上也都远逊于以往各皇陵。

这也说明当年张居正在“以旧陵制新陵”之时，对于昭陵的节省表现。

三座门

虽然在永陵之中取消了三座门的陵内建筑设置，但在昭陵的地面建筑之时，当时的张居正作为整体规划者，将昭陵的整体陵寝建筑依规制，仍按泰、康等陵形制建造的。

因此，三座门这种皇陵的标准建筑再次回到昭陵之中。

棂星门与石五供

作为昭陵第二进院落中的主体建筑之一，棂星门虽然并不如第一进院落中各个大殿一般雄伟，但因其象征意义的存在，它的位置必不可少。

穿过棂星门，就是明楼前的石五供。

作为皇陵的必要建筑，石供台以及其上的石五供，从长陵之始即存在于十三陵之中。

这种供台的设置一直延续到清朝的各座皇陵之中。

它即是一种对祖先的崇敬，同时，也作为皇陵香火不绝的象征意义而存在。

方城与明楼

昭陵的方城与明楼设置依然采用了永陵之前各皇陵同样的作法。

为使方城更显高大与挺拔，方城建立一座人工制成的台基之上。在台基上有一道坡度较大的礓礤。

从礓礤徐徐而上可到达高耸的方城之下。

同长陵不同之处在于，如果要登上方城之上的明楼，需要经过穿过方城之下的券洞，从方城后方两侧的登梯前往。

明楼的斗拱，依明朝制度各陵均为上檐单翘重昂七踩斗拱，下檐重昂五踩斗拱。

而修葺后的昭陵却变成了上下檐均为单翘单昂五踩斗拱。明楼内还增加了条石券顶。

1644年，李自成自德胜口攻破明朝的长城防线，大军进入十三陵陵区，此次战乱中昭陵的明楼遭到火焚；

而处于明楼之内的昭陵陵碑也遭到了破坏。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由一块块碎片拼凑起来的陵碑。在碑上能够依稀可见原来陵碑上的刻字。

宝顶

穿过方城之下的券洞，我们进入方城之后。这里由四面高大的青砖垒砌成一座封闭式的“瓮城”

在穿过方城之时，如果你仔细观看方城券洞之内，在两侧的墙壁与地面之上，你能够看到一些原有的历史痕迹。

从墙壁及地面上所遗留的空洞来看，这些位置应该有方城之下券洞原本的大门，通过门轴、门闩的安装位置遗存，能够想像当年这里也正如同一座城门一样，坚实而高大。

昭陵的宝城与泰、康等陵宝城模式相比较,显得更加精致壮观。

我们在看前边泰、康诸陵之时，看到方城券洞之后的宝顶基本上都是有一道矮矮的挡土墙，前边独立设置一个琉璃影壁。方城与宝顶之间的月牙城也较小。而昭陵的月牙城却显得更高大，如同古代瓮城一般，四周高耸，城墙林立。

明朝的帝陵从献陵到康陵前后六陵。宝城内的封土都是从宝城内环形排水沟以内开始夯筑“宝山”（墓冢）的，其形状呈自然隆起之态。

《昌平山水记》记之为“甬道平，宝城小，冢半填”。昭陵则不同，宝城内的封土填得特别满，几乎与宝城墙等高，正中筑有上小下大的柱形夯土墓冢，封土的前部有弧形砖墙拦挡封土，并与方城两侧的宝城墙内壁相接，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月牙形院落。

那么，为什么昭陵会采用这种的形制呢？这还要从昭陵宝城培土一事谈起。据《明万历帝实录》记载，万历九年（1581年）五月十五日，工部上一道奏章。说：“永陵宝城黄土，自嘉靖十八年以来，至今四十二年，不为不久，乃十分尚亏其八。”

还提出六条意见请万历帝批答。万历帝览奏后下旨说：“皇祖宝城培土如何四十余年尚未完？就这工程重大，若用陵军、班军未免耽延时月，终无完局，依拟通行雇募，刻期报完。”又说：“朕前恭陵寝，见昭陵宝城亦欠高厚，着一体加培，俱不许苟且了事。”这样一来，永、昭二陵宝城的黄土同时加培，大臣们恐洛下“苟且了事”的罪名，自然就按同一规制培筑了。

这就是昭陵宝顶与永陵相同，却与长、献、景、泰等陵都不同的原因。由于封土的培高，冢前拦土墙、排水系统、照壁形式，与宝城、方城的关系都要重新考虑，于是形成了陵区内第一座“哑巴院”。这种形制由于冢前拦土墙的大幅度增高，不仅可以满足以永陵位模式在宝城内填满黄土的需要，而且方城下的甬道和宝城内通向明楼的左右转向礓也可以继续使用，而不致被封土掩埋。这种月牙城、哑巴院的方式为后来的庆、德二陵所沿用。

昭陵宝城封土的排水系统也十分讲究。

宝城为前低后高形式，城内的封土则是中高外低。宝城的内侧设砖墁凹形水槽，左右两侧稍前处又各设方井两眼，井上覆盖凿有漏水孔的水蓖子，井下有暗沟前通哑巴院内的两侧排水孔道。每当大雨降后，城内雨水能顺利地从哑巴院两侧的排水暗沟排出，有效地保证了玄宫上面封土的干燥。

在宝城之中所填埋的宝顶最中心有一座人为夯筑的封堆，这就是宝顶上的最高点。同时也是昭陵地下宫殿对应外界的最高点。

而如同康陵一样，昭陵的制造虽然花费较少，工期也较短。但毕竟是皇家建筑，在材料应用上的要求上也同样注视。

现有在昭陵内部也已发现大量的青砖上铭刻有相应的质量追踪铭文。

不同于茂陵、泰陵、康陵，昭陵已经是对外开放的旅游景点。下次你再去的时候，可以找一找这些铭名青砖。也许这将是你在昭陵中一段难忘的记忆。

人贵有自知之明。知晓自己何德何能，才可行事有分寸。而明穆宗朱载坖（jì）就是这样一个人。

嘉靖十三年八月，皇长子朱载基刚刚出生两个月就病死，明世宗万分悲痛，从道士陶仲文那里得知了“二龙不相见”的言论，从那以后，嘉靖帝就不敢再见自己的儿子。

两年之后，朱载壑、朱载坖、朱载圳相继出生，但嘉靖帝因为“二龙不相见”的占语，却躲起来一个也不见，即使国无皇储也不封太子。

等到了嘉靖十八年（1539年），皇次子朱载壑看样子长的还不错，所以这时封了嘉靖朝的第一个太子。

而到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三个皇子都长大了，到了该入学的年纪，嘉靖也非常高兴，极力支持皇子们出阁讲学。但皇子出阁的礼节仪式很繁杂，和普通人简简单单的上学是不同的，作为父亲的嘉靖必须出场。

然而，就在出阁仪式刚结束，朱载壑就一病不起，没多久就去世了。

爱子离世再次打击到了嘉靖帝，从那以后，他都严格遵守“二龙不得相见”，对剩下的两个儿子朱载坖和朱载圳不闻不问也不见，长期漠不关心，父子之情淡若水。

虽然作为仅存的“皇长子”，但朱载坖却一直不得嘉靖皇帝的喜爱。

从母亲的角度来讲，嘉靖帝并不喜欢朱载坖的生母杜康妃，更加错爱卢妃及其所生的弟弟景王朱载圳，以至于在嘉靖活着的时候对朱载坖百般看不上眼，连母亲杜康妃病故，作为儿子哭求为母守孝，都被父亲下旨喝骂。

从儿子的角度来讲，朱载坖是嘉靖皇帝事实上的“皇长子”，虽然没有太子之名，但也是有“太子”之份。而自古以来，皇帝对于皇位继承人就有天然的警示心理，所以也导致嘉靖皇帝对朱载坖百般提防。所以朱载坖当裕王时日子并好过，远不如弟弟景王朱载圳。

在此二因之下，因为嘉靖帝的长期不待见，甚至是压制，使朱载坖不仅生母最后一面都没见到，而且还非常惧怕自己的皇帝老子，就算有了后代也不敢告诉父亲。甚至在嘉靖年间死了两个儿子、一个王妃都不敢向老子汇报。连他的第三个儿子、未来的万历皇帝，直到朱载坖登基时才有了“朱翊钧”这个正式的名字。

因为长期在嘉靖的压抑与束缚下，使朱载坖养成了沉默寡言、性格抑郁的性情。

然而，中国那句古话可能应了真－－“有福之人不用急”：与朱载坖长期竞争皇位的景王朱载圳在嘉靖四十四年没了，他作为嘉靖唯一在世的皇子、未来能够继承大统的皇帝，不得不稍稍受到嘉靖皇帝的重视。直到一年后，嘉靖四十五年，明世宗去世，朱载坖终于迎来了曙光。

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刚满16岁的朱载坖就出居裕王邸，开始了独立生活。

在裕王邸13年的时间里，使他能够较多地接触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解到明王朝的各种矛盾和危机，特别是严嵩专政、朝纲颓废、官吏腐败、“南倭北虏”之患、民不聊生之苦。这些内忧外患使他了解了朝局形态，对他登基后处理政务有着较大的影响。

《名山藏》中记载了这样一条史料：明穆宗在即位前曾喜欢吃驴肠，但后来认为每吃一次就要宰杀活驴一只，颇感于心不忍。清代人编修的《明史》中对穆宗也有这样的评述：“穆宗在位六载，端拱寡营，躬行俭约，尚食岁省巨万。”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朱厚熜去世后，朱载坖登基继承皇位，年号改元为“隆庆”。

并不聪颖，也对朝政、制度不太熟悉的朱载坖很有自知之明。他知晓自己何德何能，因此更加注重对辅臣的培养与信任，将更多的政务与执行交予信得过的大臣。其中，在隆庆一朝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徐阶、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人，当年正是他为裕王时的师傅。

此后的隆庆朝，一改朱厚熜时期的做法，实行革弊施新的政策，使朝政为之一振。

革弊，即平反冤狱，宣布自正德十六年(1521年)以后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以前，因谏言而获罪的诸臣“存者召用，没者恤录”。冒死上书的海瑞，这时始获释出狱，恢复官职。同时严惩方士，并罢除一切斋醮，撤西苑内大高玄殿、国明等阁、玉熙等宫及诸亭台斋醮所立匾额，停止因斋醮而开征的加派及部分织造、采买。

施新，即“正士习、纠官邪、安民生、足国用”。整治吏治，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即使一般不予考察的王府官员也在考察之列。对于廉政官员给予奖赏和提拔，对于贪官罢免官职，对于“赃多迹著者部院列其罪状，奏闻处治”。与此同时，又蠲免救济，减少了百姓灾后的痛苦，抑制土地兼并，一方面限田地，制定了勋戚宗室依世次递减制度，另一方面清田地，清查诡寄、花分钱粮和皇室勋戚田庄。

革弊施新取得了比较大的实效，使得隆庆时期乃至其后十年成了明王朝回光反照的时期。这一阶段内，大明王朝社会比较稳定，经济也有了重大的改观。

在明王朝向最后一个繁荣时期发展的过程中，是包括朱载坖在内，以及更多的隆庆时期朝臣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当时的明王朝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文有徐阶、张居正、高拱，武有谭纶、戚继光、李成梁。这一结果的呈现，正是朱载坖有自知之明、行事有分寸，他对大臣礼遇谦让，用人不疑，放手让他的臣子去发挥才能，给了他们发展的空间。

我们前面说过，朱载坖在幼年之时受到嘉靖皇帝的各种压制，导致他从小沉默寡言、性格抑郁，而在并不聪颖的他也因幼时的拘束而形成了懒散、及时享乐的性格。

在政务方面，朱载坖即位后不久，便将权力交给了以高拱为首的内阁，而后期只召见过两次阁臣，而他自己则在后宫享乐，广修宫苑，犬马歌舞。

据说，朱载坖特别的好色，整天在后宫里忙来忙去，被人比做后宫中辛勤的小蜜蜂。他曾服用大量的春药，每天要数名美女陪伴。他在宫中的用品，小到茶杯，大到龙床，全部都有男欢女爱的雕刻和彩绘。对此，朱载坖的很多大臣都曾上书进谏，竭力劝阻，但他总是很温和地说，国事有先生我就放心了，家事就不劳先生费心了。

从此事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虽然朱载坖有着这样或那样所谓“昏君”的享乐主义，但他能够正视自己的不足，知晓任人为贤的道理。同时，他在臣下治政之时能够给予充分的信任与执行权力。而此几点，我们就可以说朱载坖当的皇帝不为过！

万历二年(1574)，张居正主持修纂《穆宗实录》，对刚刚过世的穆宗有极高的评价：

“上(穆宗)即位，承之以宽厚，躬修玄默，不降阶序而运天下，务在属任大臣，引大体，不烦苛，无为自化，好静自正，故六年之间，海内翕然，称太平天子云。”

相比较而言，穆宗的性格确实是正德以后历代皇帝中最谦和的。在他之前，是终日沉迷于道教而略有些变态的嘉靖皇帝;在他之后，是一个在偏激、厌世及对官僚政治的轻蔑中度过30年岁月的万历皇帝。所以，只有明静、宽仁的隆庆帝，才让大臣们有足够的空间来施展抱负。

朱载坖的一生，以隆庆开关、俺答封贡为最重要之大事。隆庆一朝，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年多时间。但是，其间人才辈出，在他们的主持下，隆庆一朝成为大明还能再延续70余年的关键，更是明朝后期“隆万大改革”的起始之时。《明史》对穆宗的评价也不错，说他“端拱寡营，躬行俭约”，至少没有如同他的那些先辈一样，黑的底儿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