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的大约四百年间，是被鲁迅先生称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个时代随着社会历史的演变，文学日益发展，逐步摆脱了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驰上了自觉发展的独立轨道。这表现就是人们的文学观念有了长足的进步，创作规律受到重视并得到总结与探讨，文学作品也随之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当时的作家不但刻意为文，且努力探讨、认识、掌握、运用文学创作的特有规律，从而把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些作家中，继建安时期的曹植之后而能堪称大家的便是晋初的陆机。
陆机生于吴景帝永安四年（公元261年），卒于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陆机的出身不仅是一般的士族家庭，而且是东吴的显赫贵族。祖父陆逊以军功历右都督、大都督、丞相、封侯；父陆抗拜奋威将军、大司马，领荆州牧。从父陆凯为左丞相；从父陆喜官至吏部尚书。而陆逊的妻子为孙策之女，陆景（陆机的哥哥）的妻子又是孙皓的胞妹。可以说这是一个与孙吴同始终、共命运的世胄贵族之家。在陆机十四岁时，其父陆抗病死在大司马任上，“子晏嗣，及弟景、玄、机、云分领抗兵”（《吴志·陆机传》），陆机为牙门将。再六年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随着晋的东征、吴的覆灭，陆氏兄弟也在“王濬楼船下益州”的强大攻势下战败了，陆晏、陆景战死，陆机、陆云被俘后徙于寿阳（今安徽寿县）。次年，得到晋帝宽容，扶柩回乡，在华亭故家苦读十年，从而渐有文名，于太康十年被召征入洛。在洛阳受到曾官居太常又是文坛领袖张华的赏识，引为知交，广为推荐，得辟为祭酒，累迁太子洗马、著作郎。后随司马晏出征淮南，任郎中令，又入为尚书中兵郎，转殿中郎。晋室“八王之乱”起，陆机未能远祸，仅以遇赦得免。嗣后归依成都王司马颖，拜为参大将军军事，又荐为平原内史，故史称“陆平原”。至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举兵讨长沙王乂，陆机被任为前将军前锋都督，兵败，受到成都王颖的嬖人孟玖兄弟和卢志的诬害，秘密收捕于军中，夷三族，与弟陆云同时被杀，时年四十三岁。临刑，陆机曾悲叹：“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世说新语》）这种对故土的无可奈何的怀念，又何尝不是对其人生悲剧的发人深省的总结！试想，一个出身宦门、遭遇不幸、家破国亡，而又浮沉政坛，有志难伸，终至被谮身殒的一代文学大家，仅以其四十三岁的年华便遭屠戮，这不是人世间的最大悲剧吗！
陆机生活在那样的征战频仍、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以其特殊层面的社会地位，饱经了人世的坎坷，体味了动乱的痛苦，对人生、社会和历史都有其深人的思考。加以他所受的良好教养，多年苦读，更以其出人的才华，进行文学创作，因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的乐府诗虽沿用旧题而又带摹拟痕迹，可经过他的精心雕琢，融入他的现实感受，却能给人以新鲜而真切的感染。在《明月何皎皎》一诗中，他把明月余晖、凉风绕房、寒蝉高鸣等景物编织成一派秋凉景色，藉以表达其“游宦会无成，离思难常守”的主观思绪，十分恰切地达到情与景会的艺术境界。在其《赴洛道中》等诗作中，他继续着这一创作特点又有了新的发展。
揔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进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余，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赴洛道中》其一）
陆机应召赴洛是与其弟陆云同行的，大约也会有其他家人相随。不过，诗人的内心世界却是复杂的，他虽被动赴洛，自然也有其建功立业的抱负，期待着一展才志的机会。可是，他忘不掉破家亡国的重创，排解不开孤寂苦凄的心情，而此去前程茫茫、百无依托。这时的诗人跋涉在陌生的路途上，放眼望去使总是肃杀悲凉了。从呜咽辞亲到伫望故乡，便全是孤寂凄凉了。所以野途空旷、山泽纷纡、林杳阡眠、虎啸深谷、鸡鸣高树、孤兽在前，连夜风也与人同悲，发出哀鸣。就是通过这一系列景物的交织变换，造成了一个富含悲凉之气的氛围，诗人的感情得到了抒发，诗人的形象借以确立。其他像《猛虎行》、《招隐》、《君子行》等等，都能通过精练的语言、对偶的句式、浓厚的感情色彩，把诗人的内心世界表现得凄切感人。
陆机写了不少赋，从现存的几十篇作品看不管是抒情、咏物、述史，除《文赋》的篇幅较长外，余皆短小精致，清新剔透，显然是继承了汉末以来小赋的传统而有所发展的。其《叹逝赋》、《思归赋》等抒情赋，惊叹着时间的流逝，叙说着人生的凋落，把哲理、情感与万物的四时变化结合起来：“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每春其必华，草无朝而遗露。经终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这本是一种自然规律，作者所慨叹的都是“苟性命之弗殊，岂同波而异澜。瞻前轨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难”。这是无可奈何的，只有“触万类以生悲，叹同节而异时”而已。陆机的这类小赋，大都能“蚓余情之含瘁，恒睹物而增酸”（《感时赋》），故多真切感人，清新自然，并不是无病呻吟。而另一类咏物赋诸如《刻漏赋》、《瓜赋》等，前者将刻漏这种古代的计时器的形体、功能结合丰富而合理的想象，用夹叙夹议的方式，描述得宛如眼前；后者则以生动的笔触将瓜的色彩鲜丽、品种繁多状写得充满生机，而又讴歌了“德弘济于饥渴，道殷流而贵贱”的美德。
陆机的五十首《演连珠》，虽然不能认为是他的创体，此前的扬雄、班固都有所作，但到了陆机手中，经过他的深人思考和精心结撰，把这种本来就短小别致的说理文推到了峰巅。《演连珠》用不多的文句，均以自然现象或社会事物，引伸推演出一定的道理，给人以理论的满足。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篇中说它“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这是并不过誉的。
陆机的文不尚空言，所作多由痛切的感受中生发，著名的有《吊魏武帝文并序》、《汉高祖功臣颂》等。曹操生当汉末乱世，经过连年征战，终能翦灭群雄，统一北方，奠定了曹魏王朝的基业，这在历史上是不朽的。但当陆机有机会看到他的临终遗嘱时，竟发现即使这样的一代雄才，在他撒手人寰之际，仍未能免俗，念念不忘于对家庭琐事的安排。文章在充分赞美曹操的生平业绩的同时，对他的面对死亡的无奈和琐事处置而慨叹，更通过曹操身后所处置的家事，来显示这位伟人的痴愚。《汉高祖功臣颂》所称颂的是汉代开国功臣韩信、彭越、黥布等的丰功伟绩，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后期的缺失，如果不以例行文体来衡量，这倒是一些具有全面观点的好文章，对于历史人物，本应全面评价，方可见其公允，陆机是做到了的。
陆机有《辨亡论》上、下篇，这是吴国新亡、闲居故里，对现实政治具有切肤之痛的慨叹。《晋书》本传说是“以孙氏在吴，而祖、父世为将相，有大勋于江表，深慨孙皓举而弃之，乃议权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遂作《辨亡论》二篇。”这是通过亲身的见闻体验，来总结吴国振兴和灭亡的历史经验，并追怀其先人功业的议论文，因而不但文辞精工，且议论确凿、叙事真实、感情真挚，是有别于汉贾谊《过秦论》的又一篇名作。
使陆机不朽的特别是《文赋》。先于陆机的曹丕曾有《典论·论文》，已经涉及文学的价值、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文体等重要的侧重于文艺批评方面的问题。到了陆机的《文赋》，则结合个人的创作体会和文学的历史经验，对于作文之“用心”，也即侧重于文学创作的感发、想象、构思、布局、用语、表达诸问题，进行了深人而有系统的探讨与论述，应该说，这属于文学理论的另一个崭新领域，也即文学创作论。在我国古代文学创作论史上，陆机的《文赋》实具开拓之功。《文赋》的写作动机，陆机在序中说得十分清楚：
今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
他是想借鉴“先士”与自我的“属文”经验，来论“作文之利害所由”，来推动文学创作臻于“曲尽其妙”境地的。所以赋的起始便讲到创作的冲动不外两种，一本于学，一感于物，所谓“仁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和“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于是乎就“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了，接下去就进人文学的构思了。构思离不开想象，应该做到“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进而明确了所要表现的感情与形象，“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同时也就确立了遣辞造句，着力于表述。对于不同的文体和风格，其写作要求不应强求一律，但是“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却是不能忽视的。其后即详论了作文的利害所由及文章之病，而归之于“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对于文学创作，陆机的《文赋》作了全过程的考察和概括，第一次实现了从实践到理论的可贵升华，这不但启迪了刘勰《文心雕龙》的写作，而且推动了以后的文学创作，使魏晋已经迈上自觉轨道的文学更显示了勃勃的生机。
对于陆机的不幸遭遇，仅以四十三岁的短促生命便无谓地牺牲于西晋统治集团的倾轧之中，人们是惋惜的，如果假陆机以寿命，相信将会有更多的作品留给后人。对陆机的文学评价，却每每于肯定其成就时，指出其阙失，这种文学品评上的见仁见智本是正常的，无足多论，但有的评价却让人难以理解。如说陆机的作品缺少对国家和社会的关怀，作品的意义不大。的确，和屈原的忧心社稷和杜甫的关心民瘼等相对照，陆机的作品显然是不同的，但是我们恐怕不应忘记，时代、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便会发出不同的文学声音，作为世胄贵族子弟而又浮沉于西晋宦场的陆机，既无机会接触社会，更处在岌岌保身的环境中，大概也就写不出直接关怀国家命运和民瘼的作品了。其实何尝没有对重大事件的反映呢，《豪士赋》就是讽刺齐王司马冏的创作，司马冏取代司马伦后，独揽朝政，骄横不法，终于丧身。《吊魏武帝文》、《汉高祖功臣颂》也隐含了对当时政治的意见，而其《赴洛道中》等所反映的空旷、孤寂境况，理所当然地也可视为对动乱中社会的曲折反映，只是这都是陆机的特殊反映罢了。还有的说陆机的作品过分雕琢，有形式主义倾向。这又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论点。诚然，陆机的作品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加以个人的精心结撰，把自然景物的描写笼罩上诗人的主观感情色彩，注意到语言的精炼、准确和音韵、色彩之美，善于使用对偶和典实，从而把我国的美文学推进了一大步，并为此后的文学发展拓宽了新区宇，对此成就，我们不应怀疑。自然，我们也不会忽视其早期作品特别在拟乐府中的摹仿痕迹，以及后期作品中时有典雅深奥的毛病，这应该作为我们文学创作的有益借鉴。
魏晋南北朝推重作家，往往注重才气，如谢灵运说曹植“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一斗。”（《释常谈》所引）钟嵘《诗品》评陆机“陆才如海”，张华则说“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世说新语·文学》）唯由其才气横溢，方才能在“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和“二十四友”（石崇、欧阳建、潘岳、陆机、陆云、挚虞、王粹、左思、刘琨等）作家群中，能够被沈约评为“潘（岳）陆（机）特秀”，《晋书》本传一则说他“少有异才，文章冠世”，再则说他“天才秀逸，辞藻宏丽”。一千三百年后，明代作家张溥读过陆机的文集，不禁惊叹陆机“冤结乱朝，文悬万载”（《陆平原集题辞》），这应该是对陆机最为公允而概括的历史评价。
陆机不仅以文学名家，也还有一些史学著述，如《晋纪》四卷、《吴书》若干卷，又有《洛阳记》一卷、《要览》三卷，可惜均已不存。他又是一位知名的书法家，他的章草《平复帖》是现存最早的书法珍品。《隋志·字书类》列陆机《吴章》二卷，大概属于论述书法的著作。
陆机的著作应该远比现存的为多，陆云就曾《集兄文为二十卷》（《与兄平原书》），葛洪则说“吾见二陆之文百许卷，似未尽也”（《北堂书钞》引）。《隋书·经籍志》载“晋平原内史《陆机集》十四卷。梁四十七卷，录一卷”。可见数量是较多的，可惜这些集子都没能流传下来。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有影宋钞本和明陆元大翻刻宋本的《陆士衡文集》，皆为十卷。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金涛声先生点校《陆机集》十卷，以陆元大本《陆士衡文集》作底本，广搜精校，去讹存真，又辑《补遗》三卷、《附录》若干，是当前《陆机集》整理的精萃之作，其有功于陆机著作的传播与研究自不待言。上海市松江区地方史志办公室有意将乡贤文献略加整理，陆续刊印，以利保存，更便流传，稗助远近学界继承遗产，追踪先贤，为发展优秀的中华文化而发挥作用，这实在是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一件事情。松江自古人文荟萃，名家如林，声誉远播，此举当会有力促进文化的发展，使经济建设更具人文景观而拥深邃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