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西拉智训》说:“有的人湮没无闻,他们死去,无人知晓,仿佛他们从未来过这个世界一样”。中国的悠久文化中,也有无数劝勉人们惜时发奋,不虚度此生的名言警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者理应可以彪炳史册,因此,为了学习、借鉴、消遣等目的,常常有研究者为他们著书立说,执著地探询他们的身世、成名的历程、成名前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美国的三一大学,从在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精选了其中的十八位,富有创见地邀请他们以“我的经济人生之路”为题,发表演讲。成功学者的人生历程,尤其是其治学经验,常常与其学术成果一样,对他人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因此,听者云集,许多人不辞辛劳,长途驱车前往。

面对众多的听众,对自己的过往进行剖析,即使是这些公认的、成功的智慧人士,也觉得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正如帕累托最优及不可能定理提出者肯尼思·J·阿罗(Kenneth Arrow)所言,“一个人剖析自己,并不是一件让人心里感到舒服的事。既想尽可能表现出自我最好的一面,又担心会有夸大其词之嫌,这之间的分寸实在不好把握。”但是,作为严谨的、卓越的经济学家,这些演讲者,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自己的学术思想的演进、个人的生活历程、重大的人生选择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各具特性的叙述。

这十八位经济学大师-----和普通大众的一个相同之处------很少在年少时就立志要当一名经济学家。他们基本上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深受某些学者的影响才转向经济学的,而且,几乎所有的演讲者都认为一个适合研究、探讨问题的工作环境是他们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关键因素。

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奠基人詹姆斯·J·赫克曼(James·J·Heckmam)在演讲中坦率地说:“在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选了雷伊·沃纳关于经济增长方面的阅读课……我们阅读了大卫·李嘉图、斯密、阿瑟·刘易斯……这位教授还曾经把他自己所有的一本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手抄本借给我阅读,以让我从中获得额外的益处。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本书向我论证了经济学应该像物理学一样严密,而且应该与实证相关……大学三年级的这些阅读课引领着我,让我下定决心将经济学作为我终身的职业……”

在演讲中,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说:“就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那年,我对经济学开始失去兴趣,一心想着要去干点别的什么事……米尔顿·弗里德曼对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影响是最大的。去听他讲价格理论实在令人兴奋不已,我热切地等着这门一个星期开两次的课早点到来……”

“管制经济学”的创始人乔治·J施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是这样阐述工作环境对经济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作用的:“如果要想了解当代经济学的成果产生的条件,就必须了解当代学者学习与工作的情况。这些条件并不等同于创造力,但却是创造力得以发挥的不可或缺条件。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一方面它关注人类社会关系中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没处在适合探讨的知识环境,我们在经济学的领域也是很难做出成就来的。”

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在他的跨越时空的经典著作《沉思录》中写道“人们相互蔑视、又相互奉承,人们各自希望自己高于别人,又各自匍匐在别人面前。”然而,即使在同样充满明争暗斗的学术圈,也还是留存着具备良好学术氛围的桃源仙境,比如在一些大学中。这也是重大科研成果经常出自著名大学与科研机构的原因所在。

纵观这些经济学大师的重大成果产生的过程,勇于批判性地继承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及时总结、提交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取得卓越研究成果的重要一环。

尼采在他的《作为艺术家和作家之灵魂》第六十六篇中写道:“天生的精神贵族是不太勤奋的;他们的成果在宁静的秋夜出现并从树上坠落,无需焦急的渴望与催促,便除旧布新。”其实不然。

写作的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即使自称为“为学术研究而生”的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也坦言,自己著书立说的过程就如孕育婴儿一般。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在他的《观察生活的经济方式》一文中写道:“写作《家庭论》是我迄今为止持续进行的最为困难的智识性努力。大约耗费了我六年多的时间。不论白天黑夜,我心里翻来覆去全是这个问题。最终,这件工作让我不论智识还是情绪上都倍感筋疲力尽。在自传中,罗素曾说到,撰写《数学原理》耗费了他如此多的脑力,以至于他认为自己将再也无法胜任任何真正重要的知性工作。《家庭论》写成后,我大概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让脑力重新得以恢复正常。”

现实中,不少学者懒于动笔,以至于自己思想成果流失了。有些学者则追求研究成果的完美,迟迟不提交自己的成果。还有许多学者,他们强烈地信任和服从权威,在权威的观点面前,他们放弃了自己所有的创造意愿,以至于一事无成。在以自己的创见挑战权威方面,弗里德曼堪称典范。弗里德曼在理论经济学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屈从于政治权威或学术权威。自20世纪50年代起,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被推崇,弗里德曼则开始明确地提出“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以至于他常常在充满敌视的气氛中演讲。更有一些年轻的学者,他们低估了自己的能力,妄自菲薄,没有将自己的创造性成果记录下来。其实,在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很多重大科研成果均是年少者所为。萨缪尔森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成果《经济分析基础》是在30岁时出版的;科斯形成他的著作《企业的性质》的重要论点时,才21岁,而这本著作是1991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阐述他的获奖理由时,曾经特别提到的两部著作之一。

令人遗憾的是,发表演讲者中,有几位已经离世;幸运的是,他们的演讲《我的经济人生之路》已结集出版。《西方经济学史》一书的作者、英国伯明翰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经济史学家罗杰·巴克豪斯,这样评价该书:“假如你想了解伟大的经济学家的成功秘诀,阅读本书定当让你受益匪浅。”当然,本书最适宜的读者,应当是那些立志毕生以经济学为研究对象的学者。然而,在人生旅途中,这些经济学家都及时选择了明确的、可以给自己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地、执著地去追求,并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正如布坎南在演讲中所说:“我从来不必在工作和娱乐之间进行选择,因为对我而言,它们并无区别。”每个读者应当都可以从他们的演讲中获得一些经济学以外的、如何让自己拥有一个丰富、快乐人生的宝贵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