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任生林 山西法制报 收录于合集 #法治文化在山西 44个
对贾充的知悉，还是阅读《三国演义》时留下印象。他率领群臣恭请司马炎受禅称帝，为建立西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晋书》对贾充亦有列传，记载其生平和主要事迹。
贾充（217年—282年），字公闾，平阳郡襄陵县人（今山西省襄汾县），三国曹魏末期重臣，西晋王朝的开国元勋。贾充先后辅佐司马昭、司马炎父子，参与镇压淮南二叛和弑杀魏帝曹髦，深得信任，又与司马氏结为姻亲，地位显赫。晋朝建立后，转任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后升任司空、太尉等职，封鲁郡公。咸宁年末，以大都督职征讨吴国，平定后，增邑八千户。太康三年（282年），去世，朝廷追赠为太宰，礼仪官议谥曰荒，晋武帝不采纳，改谥为武。有文集五卷。
作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元勋，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贾充居功至伟。同时，他擅长律令，受命主持制定《泰始律》，即《晋律》，历时六载方才完成颁行。法律颁布后，百姓赞扬新法便利，晋武帝下诏赞赏，赐贾充子弟中一人为关内侯。
晋律共分二十卷620多条，凡刑名、法例、盗律、贼律、诈伪、请求、告劾、捕律、系迅、断狱、杂律、户律、擅兴、毁亡、卫宫、水火、厩律、关市、违制、诸侯。同时，杜预、张斐等人总结古代律学，对《晋律》立法理念、律文适用、疑义剖析以及量刑原则等作出详细的注解。这些注解与晋律条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也成为《唐律疏仪》的先声。因此，可以说，《晋律》总结以往法典，撷长去短，前承汉律，后启唐律，影响颇大，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晋律》主要有以下几点，值得肯定：一、区分律、令的性质。我国古代法律中，刑、法、律同义，商鞅改法为律，历代统治者定罪科刑均称为律，或者称典、令。一般而言，令与律相辅而行，秦汉时律令连用，如《金布律》《传食律》等。汉代的单行律，如《越宫律》《朝律》《田律》等也具有令的性质和内容。总体上看，律重在惩罚，令则重于教诫。《盐铁论》云：“令者教也，法者刑罚也。”在长期的朝政中，皇帝的诏令也具有刑罚性质。到了西晋，大臣杜预对律令加以区别，“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明确典章制度用令，违反令以刑治罪用律。西晋法律明确以律正罪名，以令存事制的标准，将具有稳定性的条文作为律，共二十篇；将临时性的条例入于令，为《晋令》四十卷。在律令以外，还有故事。故事，即成规，从汉朝的故事发展而来。西晋以各级官府的品式章程为故事，与唐朝的格和式相似。唐朝法律以“律令格式，天下通规”，在西晋已经萌生了。
二、礼、律并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统治者把儒家许多学说法典化了，引礼入法。司马氏本为儒学大族，自不待言，贾充也是“集诸儒学，删定名例，为二十卷”。其他制律大臣，如郑冲、羊祜、杜预等多为儒学之士。因此，《晋律》带有明显的礼法并重色彩，充分运用德防于前、刑防于后的方法，弘风阐化。
三、宽简法典体例。纵观古代法典体例，大都从简约到繁冗，又从繁冗回归简约，再从简约发展至繁冗，如此而已。从《法经》至《秦律》，篇章由简趋繁，至汉律极为繁冗苛杂，三国时魏明帝“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到唐律，又增繁加冗，循环往复。宽简法典体例中的“宽”指刑罚有所减轻，“简”指法律条文节省并削减。汉魏两代，法网严密，程序繁琐，不利操作，弊病很多。西晋刚建，需要缓和矛盾，凝聚人心，形势造就。《晋书·贾充传》：“诏曰：汉室以来，法令严峻，先帝（司马昭）愍元元之命陷于密网，亲发德音，厘正名实。今法律既成，刑宽禁简，足以克当先旨。”宽简表现在条文和内容上大量省减，《晋律》条文620条，加上令，共2926条，比汉律令减少2000多条。减少斩族、从坐等重罚，对妇女宽大，减少禁锢相告，以及为官奴婢等。《晋律》注意区分故意、过失，规定加减例、累犯加重、数罪并罚等内容。
四、发展刑法学理论。西晋建国初期，命贾充等制定《晋律》之际，培养了许多法学家。时在公元三世纪中后期，我国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刑法理论。当时负责司法的刘颂提出：“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已具有罪行法定主义的雏形。张斐在注《晋律》后上《表》，对《晋律》的立法原理、法律概念、律文适用等方面提出自己见解。《魏律》将《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卷首，已是一大进步。《晋律》进一步把《刑名》分为刑名和法例两篇。张斐对犯罪、量刑等法例作出精确解释，以统帅各篇条文。他还阐明罪与刑的概念，区分犯罪行为与刑罚适用关系。犯罪概念不明确，就会导致量刑的畸轻畸重。在犯罪手段上注意区别暴力与非暴力界限。还注意区别犯罪责任能力，区别教唆犯（教令）与实行犯，区分行政犯（公罪）与刑事犯（私罪）等等。这些刑法学理论，与同时代的罗马法学相比，也毫不逊色。
摘自《山西法治史话》
任生林
版式：李湉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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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法治文化在山西｜贾充与《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