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与中国的文明形成特点迥异

我们对人类文明认识一直是在比较中不断深化的。考古新发现与历史文献的比较研究，深化了我们对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认识。在与其他古典文明的比较研究中，深化了我们对中国文明自身特点的认识。而今，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中国社科院的考古工作者即将到洪都拉斯著名的玛雅文明科潘（Copan）遗址开展合作发掘与研究，首都师范大学也成立了中国与拉丁美洲古代文明比较研究所，将美洲古代文明确定为进行深入比较研究的对象，必将极大地推动中华文明探源的认识与进展。

将古代美洲作为研究和比较的对象，具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角度看，新大陆的考古与文明是个相对封闭、独立和界限分明的课题，也是个非常有趣的观察与比较的对象。在漫长的地质时代，新大陆曾经是块独立演化的区域。综合各学科的最新成果，可以确定，美洲古代文明的主人――印第安人的祖先是在末次冰期最盛期白令陆桥出露那个很短的时间窗里来到新大陆的，其来源也仅限于东北亚某地某支早期蒙古人群。之后他们又长期处于孤立、隔绝的状态下，直到西方文明重新发现了新大陆。尽管后来有维京人，可能还有中国人、日本人甚至是南岛语系的航海家都到过美洲，但是一则难以证实，二则对其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因此，新大陆的文化与文明，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被西方文明摧毁的原始文明社会，走的是一条自主发展道路。这对观察文明的形成与演变极具参考价值。

不少人都认为美洲文明，尤其是中美洲的奥尔梅克和玛雅文明等，和中国文明具有不少相似性，比如共同的天象观、尚爱美石（中国早期文明中的软玉文化和玛雅文明中的硬玉文化）、巫术信仰以及一些陶器造型、纹饰及其他艺术要素等。张光直先生提出的“古代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及环太平洋文化底层的假说，作为一种有力的解释，在国内学术界就非常有影响。看来，中美古代文明之间的这种相似性可能并非文化交流的结果，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旧石器过渡时代的文化，某些近似的文化基底或基因在其所奠定的基础上，各自成长与适应，进而分别形成了中美的古代文明――印第安人的祖先到达美洲时，很多其后来的文化与文明要素并不存在，但是，他们除了携带有形的工具等文化装备之外（比如贾兰坡先生早在1978年就提出，起源于华北地区的东北亚地区的细石器工业传统影响到西北美洲和中国西南地区），更可能拥有不少关于宇宙、自然、社会等方面的知识和信仰，这些帮助他们在美洲新的环境与文化进程中不断适应探索并开花结果，因此，其形成的若干表征自然会和东北亚、中国以及环太平洋地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既启示我们要认真评估旧石器时代晚期东北亚地区文化的基底有多么雄厚，也要反思中国文明乃至东北亚、整个旧大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基础及其可能性等问题。

美洲考古与文明发现及其研究，不断刷新着我们关于文明与考古学文化的认识。综合各种资料和观点来看，印第安人的祖先穿越白令陆桥的时间窗口大约在距今1.6～1.5万年之后不长的时间段内。当然可能不只有一个批次的穿越者，比如，语言学家格林伯格（Joseph Harold Greenberg）曾根据美洲土著语言有纳得内语、因纽特-阿留申语和美洲印第安语三组，进而推测土著人至少分三波迁来。而且古印第安人很快就分布到包括南美在内的整个大陆，南美也已经发现了超过万年的人类遗存，其中包括陶器等遗存。中美洲的狭窄区域也发现了至少三次早期印第安人可能向南穿越的迹象，由此可见早期人类迁徙能力之强。中美洲墨西哥的坦马利帕斯地区以及瓦哈卡河谷和特瓦坎谷地，早在距今9000年前已开始驯化玉米，这可能说明早期迁徙过来的人们关于制陶及动植物的知识基础是很雄厚的。当然，他们不可能直接携带了这些文化要素，而更可能是这些人在新大陆的环境下重新发现、认识和研发的结果。陶器、农业是定居的村落、大规模增长的人口和复杂社会的技术与经济基础，所以，在其代表性地区之后走向文明社会也是必然的结果。

新大陆的文明形成也不算太晚。奥尔梅克文明出现在大约公元前1600年，和中国的商代文明形成的时间差不多，这可能也是一些人认为其受到商文明影响的表面原因之一吧。之后相继形成了中美和南美两个相对独立的文明中心。前者以分布在墨西哥的奥尔梅克文明为起点，包括后来非常兴盛的玛雅和阿兹特克文明；后者以公元前900年兴起的秘鲁的查文文明为起点，一直到被西班牙人摧毁的印加文明。它们的发展水平也不低。印加文明管控着达30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约600万人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政体之一。中美洲在西方人到达时有大约两千万人口。要知道，中国文明到秦帝国时期才达到两千万人口。它们的金字塔形建筑、巨石塑像、文字（玛雅和阿兹特克文明都有文字，印加文明没有文字但有一种极其复杂的被称为“基普”的结绳记事系统）、城市、水利工程以及大量的陶石玉金制品，一点也不比旧大陆早期古典文明逊色。

这些发现和认识也改变了我们对于文明形成及其特点的认识。西方经典理论概括的文明诸要素以及阶级、国家等文明形成理论，在各地的表现是不完全相同的。比如中国早期文明中就缺乏明显的僧侣阶层，而更强调家族和部族联盟对实物和意识形态资源的控制；美洲文明开始时并没有金属工具（公元前后才有了金银制品并极其辉煌）、大型交通运输工具和驯化的动物（除了安第斯高海拔地区的羊驼），但一样能够缔造文明及宏伟的城市、公共建筑，宗教与艺术也同样十分辉煌。

尤其是旧大陆早期文明毫无例外都是大河流域的河谷文明，尽管奠定农业社会基础的动植物驯化未必发生在河谷地带，并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早期中心（中国文明即独占粟―黍和稻作两个农业起源中心），但复杂社会和文明均兴盛于河谷，尤其是中温带地区的大河，如中东地区的两河、埃及的尼罗河、印巴的印度河、中国的黄河与长江等，因为这些地方能支撑农业的持续发展，聚集文明社会所需要的大量人口。美洲早期文明则并非如此。中美的高地和低地从海岸到山丘并且林木茂盛，南美的安第斯山区是世界罕见的山地高原，两者均是与大河流域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但它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探索和建立起包括灌溉在内的复杂农作系统，驯化包括玉米、大量的豆类、土豆等地下块茎类作物；相反，北美的密西西比河和南美的亚马逊河这类壮阔的大河地带，文化却相对滞后。因此，可以说新大陆的情况提出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成与演变模式。

新大陆的文明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贡献也是巨大的。新大陆的发现以及它提供的超过50%以上的全人类的驯化农作物品种，为旧大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不仅使得人口得以大规模增长，也为欧洲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原始积累。中国，在与新大陆文明未有直接接触之时，明代就间接地开始大规模引进红薯、玉米、辣椒等重要农作物，并为明代以后的人口爆炸式增长提供了食物资源的支撑。

当然，美洲文明形成之后，长期独立、封闭，缺乏文明之间的互动、互砺，甚至中美和南美文明之间也缺乏交流，因此，基本上停留在古典文明的阶段，而旧大陆诸文明，比如中国文明长期经受游牧文化的挑战并在应答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完善，秦汉之后即走出古典阶段；两河、埃及等古文明则不仅同样在与外族、游牧等文化的互动中逐步改进和完善，而且较早就形成了更大的相互作用圈，吸收商业以及不同宗教等异文化要素，融会出地中海文明，并经过近代的宗教和科技革命，孕育出近现代独领风骚的西方文明。

这部波澜壮阔的文明史启示我们，不仅要开展文明的比较研究以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文明及其特点，更要推动开展文明对话、文明互鉴以及文化的交流、学习和借鉴，才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作者为《中国文物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