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役”既是一场中央政权与地方强藩之间的旷日持久的流血战争，也是一场以朱明皇室和主要勋贵家族为核心的政治与亲情相互交织的家族集团的内讧。它不仅改变了明初政局的基本走向，也对勋贵家族集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作为中央与强藩战争的“靖难之役”较为关注，对作为家族集团内讧的“靖难之役”却较少措意。对“靖难之役”发生逻辑和结果的解释，多是从政治制度或朱棣及建文帝的个人性格等方面着眼。一些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家族亲情因素对“靖难之役”的影响，但讨论或是多在朱明皇室一门之内，或是关注其中涉及的勋旧家族。将朱明皇室与明初主要勋臣家族作为一个婚姻集团来进行整体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
关于朱明皇室与勋贵之间的联姻，自明代起就颇受关注。嘉靖、万历年间的名士王世贞就曾感叹：“高帝时驸马尚公主，多以公侯子弟充之，而不甚拘于年貌。易代之后，渐选之民间，而甚至驸马之父若职官则进级而俾令致仕，此大不可晓也。”清人赵翼则认为，明初皇室与功臣、勋贵联姻，是法制未定，其后驸马不由勋贵，亦不由仕宦，其意深远。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蓝玉党案”“靖难之役”与明初皇室成员的婚姻状况进行了综合研究，得出了许多颇具启发性的结论。这对我们认识“靖难之役”以及明初皇室与勋贵之间的联姻状况有很大的帮助。但这一问题，如皇室与贵族的联姻关系在明初政治事件中的变化与作用，对“靖难之役”的影响，等等，似乎仍有进一步开掘的空间。徐达、常遇春、郭英等勋臣家族与朱明皇室的联姻并非个例，而是带有集团性，其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朝建国以前。而这一集团在“靖难之役”以及此后的皇权更迭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联姻勋贵——朱徐常郭婚姻集团的形成
明太祖朱元璋以布衣起于淮泗。初从红巾军，郭子兴以义女马氏妻之，其后遂逐渐在军中崭露头角。有如此经历的他自然也对与下属联姻一事颇为看重。早在明朝建国之前，朱元璋就开始有意地通过联姻的方式笼络、约束手下的功臣悍将。而徐达、常遇春、郭英三人，均较早跟随朱元璋，军功大，又兼与朱元璋同乡，故而成为朱元璋最为重视的联姻对象。他们之间除了儿女们约为婚姻之外，更兼有近亲属之间的联姻，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时间跨越数十年，是朱元璋与功臣联姻网络中的核心。
徐达、常遇春、郭英三个功臣家族中，最早与朱元璋建立姻亲关系的是郭英家族。郭英是濠州人，年十八即与兄郭兴一起跟随太祖朱元璋征战各地，兄弟二人皆积功至公侯。朱元璋在发迹之前曾过其家，英父郭山甫善相人，谓太祖相貌贵不可言，随即遣女郭氏侍太祖，即郭宁妃。此为郭氏家族与朱明皇室联姻之始。郭氏此际的主动联姻，不仅显示出其过人的洞察力，更揭开了郭英家族与朱明皇室三代联姻的序幕。
徐达亦为濠州人，少时即与朱元璋相熟。朱元璋为郭子兴部帅，徐达往从之，一见语合，随后便开始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徐达刚毅勇武，兼有谋略，战功卓著，其原配夫人为张氏。朱元璋后又亲自主婚，以枢密院判官谢再兴次女嫁与徐达。明人郑晓《今言》卷二载：
王出师归，孝陵谕王曰：“卿夫人好鞭挞人至死，此不足佐卿，朕为卿择一佳妇。”谢夫人是也。
谢再兴为朱元璋兄子朱文正岳父，朱元璋视其为儿女亲家。但他对朱元璋的这一决定却颇有怨言，谓“女嫁不教我知，有同给配”，后竟投降张士诚。然而，徐达却因谢氏与朱文正成了连襟，他与朱元璋家族的联姻也由此开始。其时为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距明朝开国尚有数年。
常遇春为怀远人，早年曾从刘聚为盗，后从朱元璋，逐渐成长为与徐达齐名的著名将领。洪武二年（1369）春，常遇春北征，不幸薨于柳河川。朱元璋闻之恸哭，命葬钟山之阴，并许其长女为皇太子妃。洪武四年四月，朱元璋册封常遇春女为太子妃。常遇春家族与皇室的联姻也自此始。
此后，随着皇太子以下其他诸王日渐成年，朱元璋与开国功臣之间的联姻也开始快速扩大。朱元璋次子朱樉，洪武三年封秦王。初娶元河南王王保保女弟，洪武八年又娶卫国公邓愈女，“为前代故事所无”。三子朱㭎，洪武三年封晋王，娶永平侯谢成女。四子朱棣，洪武三年封燕王。洪武九年，以徐达长女为燕王妃。
关于朱元璋与徐达家族的再次联姻，《明史》卷一一三载：
太祖闻后贤淑，召达谓曰：“朕与卿，布衣交也。古君臣相契者，率为婚姻。卿有令女，其以朕子棣配焉。”达顿首谢。
但对于这一安排，燕王朱棣与徐达之女似乎都不甚满意。朱棣认为徐氏“色不称”，对这桩婚事颇有意见，而徐氏也常因此闷闷不乐。直到后来，在朱元璋与马皇后的直接干预下方才作罢。很显然，与此前不顾谢再兴的意愿将谢氏嫁与徐达一样，朱元璋此时在心中考虑更多的也是这桩婚事的政治影响。
朱棣以下诸王，亦多以公侯之女为妃。其中尤可注意者，周王朱橚以宋国公冯胜女为妃；齐王朱榑，先后娶江国公吴良之女、安陆侯吴复之女、宁河王邓愈之女为妃；鲁王朱檀以信国公汤和女为妃；蜀王朱椿以凉国公蓝玉女为妃；代王朱桂以魏国公徐达次女为妃；辽王朱植以武定侯郭英三女为妃；岷王朱楩以都督袁洪女为妃；安王朱楹则以魏国公徐达三女为妃。
藩王妃之外，太祖诸驸马也多为公侯子弟，其中可注意者，太祖长女临安公主驸马为韩国公李善长子李祺；次女宁国公主驸马为汝南侯梅思祖从子梅殷；五女汝宁公主驸马为吉安侯陆仲亨子陆贤；八女福清公主驸马为凤翔侯张龙子张麟；九女寿春公主驸马为颍国公傅友德子傅忠；十二女永嘉公主驸马为武定侯郭英子郭镇。
而与皇室联姻的功臣家族之间也往往互为婚姻。如凉国公蓝玉既为常遇春妻弟，又为蜀王岳父。宋国公冯胜则同时是周王朱橚和常遇春子郑国公常茂的岳父。都督袁洪除了是岷王朱楩的岳父，还是曹国公李景隆的岳父。此外，武定侯郭英除了与朱元璋为儿女亲家，还与徐达之叔都督同知徐成为亲家。而朱元璋义子沐英，除了与泗国公耿再成家族有姻亲关系，还与徐达家族为亲家。各勋旧家族与皇太子及诸藩王之间也多有婚姻关系。如懿文太子朱标女江都公主驸马为长兴侯耿炳文子耿璿；晋王朱㭎世子以颍国公傅友德女为王妃；晋王第三子平阳王济熿以曹国公李景隆女为妃。燕王朱棣二女永安郡主与永平郡主，分别以都督袁洪之子袁容及指挥同知李申之子李让为仪宾。
在明朝建立的过程中，朱元璋通过与勋臣进行联姻的方式打造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婚姻圈。朱元璋家族以及徐达家族、常遇春家族、郭英家族无疑是这一婚姻圈的核心，而其他大小功臣家族则依次列于外围。这样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婚姻集团大体维持了明朝开国初年的政治稳定。
二、失衡——“靖难之役”前的朱徐常郭婚姻集团
明初诸勋旧家族与朱明皇室之间的联姻关系可谓既深且广，而徐达、常遇春以及郭英家族与皇室的联姻不仅地位尊崇，而且人数众多，带有一定的集团性，这也使得他们对明初政局的走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从与皇室联姻的具体情况来看，徐达三女皆为藩王妃；郭英一妹为皇贵妃，二女为藩王妃，一子为驸马；常遇春则是一女为皇太子妃、妻弟之女为藩王妃。若从人数上看，常遇春家族似乎稍弱，但考虑到皇太子妃的崇高地位，常遇春虽然早逝，其家族的政治影响力仍可与徐、郭两家相匹敌。然而，洪武十一年皇太子妃常氏的突然逝世，却打破了这一平衡。《明实录》卷一二一载：
庚寅，皇太子妃常氏薨。上素服辍朝三日，中宫素服哀临，皇太子服齐衰葬毕焚于墓所，常服还内。皇孙服斩衰，置灵座傍，遇祭奠则服之。诸王公主服如制。
懿文太子妃常氏之薨，虽然维持了较高的丧礼规格，但因皇孙朱允炆为懿文太子继妃吕氏所出，加之妃父开平王常遇春九年前已逝世，常氏家族之地位顿失依凭。洪武二十年，常遇春子郑国公常茂又因征纳哈出与其岳父大将军冯胜相互告讦，被安置龙州，洪武二十四年竟卒于当地。而此时的燕王朱棣，由于得镇北平雄藩，加之王妃徐氏的帮助，实力正与日俱增。洪武二十三年，燕王与晋王同讨乃儿不花，晋王怯不敢进，燕王却倍道而进，获其全部而还。此后，更得以节制沿边士马，威名大振。这样的一消一长也使得朱常一系的相对实力大为削弱。
然而，真正给朱常一系带来毁灭性打击的还是懿文太子之丧与“蓝玉党案”之起。《明史》卷一一五载：
（洪武）二十四年八月，敕太子巡抚陕西。……比还，献陕西地图，遂病。病中上言经略建都事。明年四月丙子薨，帝恸哭。礼官议期丧，请以日易。及当除服，帝不忍。礼官请之，始释服视朝。八月庚申祔葬孝陵东，谥曰懿文。
懿文太子之薨，令太祖朱元璋十分伤心，以至于丧期已过，仍不忍除服。洪武二十五年九月，朱元璋立朱允炆为皇太孙。而仅仅在数月之后，凉国公蓝玉便被锦衣卫指挥蒋告发谋反。蓝玉为常遇春妻弟，因懿文太子妃常氏之故，与懿文太子特见亲近，而与燕王朱棣时有龃龉。此前，蓝玉北征还至北平，曾献名马给燕王，而燕王不受。蓝玉遂提醒懿文太子，“闻术者言，燕地有天子气”，宜谨慎处之。至此，蓝玉被夷三族，而其他“彻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将卒，坐党论死者可二万人”。
蓝玉被诛当月，宋国公冯胜与颍川侯傅友德也一同被召至京。两年后，被先后赐死。冯胜为周王朱橚岳父，同时又是常遇春子常茂岳父。而傅友德子为寿春公主驸马，女为晋王世子济熺妃。此后，燕王朱棣在同辈藩王中的优势无疑更加明显了。
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又以长兴侯耿炳文子耿璿尚懿文太子女江都郡主，并密令宁国公主驸马、汝南侯梅思祖从子梅殷辅佐皇太孙，但无论是与皇室血缘关系的远近还是政治影响力的大小，耿炳文家族及梅思祖家族与徐达家族、常遇春家族以及郭英家族都不可同日而语。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册封马氏为皇太孙妃，同时又以袁容及李让为燕府仪宾。马氏父为光禄少卿马全，在朝中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而李让之父指挥同知李申为武人，袁容之父都督袁洪更是岷王朱楩以及曹国公李景隆的岳父，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至此，原本由朱明皇室与徐达、常遇春、郭英等核心功臣家族所共同维持的政治平衡已经被彻底打破了。常遇春家族由于后继乏人，实力已大减，本来可以与其相互借重的皇太孙的地位也开始变得岌岌可危。
事实上，早在懿文太子初丧之时，燕王朱棣就已经开始蠢蠢欲动。明人雷礼《皇明大政纪》卷五载：
会懿文太子薨，燕地有天子气，善相者见之曰：“龙颜凤姿，天章日表，太平天子也。”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崩，皇太孙朱允炆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建文元年。朱棣初闻建文年号颇为惊讶，以为其与建文父子名讳颇多重复，“且见其败也”。其时秦、晋二王已逝，而其他诸王势力仍大，且往往“以叔父之尊，多不逊”。建文元年二月，燕王入觐，“行皇道入，登陛不拜”。本已缺少武力支撑而在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中处于劣势的建文帝，不仅没有积极地寻求新的支持力量，反而日夜与齐泰、黄子澄等人密议“削藩”。
建文元年三月，建文帝以耿炳文之子、懿文太子江都公主驸马耿璿弟耿瓛为北平都司事，“使觇燕邸事”。此时，朱棣三子高炽、高煦、高燧皆在京城，建文帝虽有意使三人留京，但还是以燕王妃徐氏之弟徐增寿及怀庆公主驸马王宁之言，将他们全部遣还回燕。
建文元年夏，建文帝以伪造钞及擅杀人之罪，遣使执湘王朱柏，柏阖宫自焚死。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等也先后因罪被废为庶人。燕王朱棣遂杀北平布政使张昺、都司谢贵，举兵反。“靖难之役”也由此开始。
三、博弈——“靖难之役”中的朱徐常郭婚姻集团
朱棣起兵，以“清君侧”，诛齐泰、黄子澄为名，在起兵当月即去建文年号，而称洪武三十二年。但在随后给建文帝的上书中，朱棣却仍是一派家人父子的言语，称自己“于孝康皇帝，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书上，建文帝下诏削燕王属籍。
然而，在当时的朱徐常郭婚姻集团内部，燕王朱棣仍占据着优势的地位。在与朱棣同辈的诸王中，秦王朱樉、晋王朱㭎以及鲁王朱檀、潭王朱梓等在此前就已经先后去世。而周王朱橚为朱棣同母弟，代王朱桂、安王朱楹又为朱棣连襟，且周、代二王，已被建文帝废为庶人。其余的诸兄弟中，要么如唐王朱桱和伊王朱㰘尚未成年，要么如齐王朱榑、岷王朱楩同样已被废为庶人，其余较有实力的只剩下蜀王朱椿、辽王朱植以及宁王朱权、谷王朱橞等少数几个藩王。
蜀王朱椿与懿文太子关系密切，且其妃为蓝玉女，但朱椿“性孝友慈祥，博综典籍”，曾被太祖朱元璋呼为“蜀秀才”，相对于其他擅长军事的诸王，其政治影响力相当有限。辽王朱植为武定侯郭英婿，习军旅，屡建军功，但在“靖难”兵起后便被建文帝召还，改封于荆州。宁王朱权，洪武二十六年就藩大宁，“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靖难”兵起后，与辽王朱植时同被召，不至，被建文帝削去三护卫。朱棣闻之大喜，曰：“此天赞我也！”随后，朱棣设计袭取大宁，宁王朱权及其世子则被送往北平。
沐英家族是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中的另一重要力量。沐英为定远人，少孤，后被太祖朱元璋收为养子，从朱姓，与懿文太子感情甚笃。洪武中，沐英讨平云南，后留镇当地。洪武二十五年，懿文太子薨。沐英闻之，哭极哀，竟因此感疾而亡。沐英家族同样与明初的其他功臣家族相互联姻。如沐英之妃冯氏为郢国公冯国用之女，继妃耿氏为泗国公耿再成之女，而沐英之女则为徐达次子徐增寿之妻。沐英家族的特殊地位以及这种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使得其在“靖难之役”中处于相对超然的地位。对起兵“靖难”的朱棣来说，沐英家族无疑是可以争取的力量。
但是，朱棣与建文帝之间的较量仍然十分激烈，这在朱徐常郭婚姻集团的其他成员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朱棣起兵“靖难”以后，建文帝以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兵北伐。耿炳文为懿文太子外戚，也是当时仍在世的为数不多的开国勋旧，朱棣对其颇为忌惮。但在耿炳文雄县失利，又失莫州后，建文帝十分忧虑，竟以李景隆代其出任大将军，而耿炳文子耿璿挥师直捣北平的建议也没有被采纳。
李景隆为曹国公李文忠之子，李文忠不仅是太祖朱元璋的外甥，还娶了郭子兴的养女毕氏为妻，与朱明皇室可谓是至亲。而李景隆本人也因其岳父都督袁洪的关系而与岷王朱楩和燕王朱棣亲上加亲。建文帝对李景隆非常信任，但若以血缘关系的远近来说，李景隆无疑与燕王朱棣更为接近。事实上，李景隆在接替耿炳文任征燕大将军之后的表现一直备受诟病，甚至有首鼠两端之嫌。《明史》卷一二六载：
燕王……自引兵援永平，直趋大宁。景隆闻之，进围北平。都督瞿能攻张掖门，垂破。景隆忌能功，止之。
而建文二年德州一役，燕军尚未至，李景隆已“拔德州之众宵遁”。燕军入德州后，“籍吏民，收府库，获粮百余万，自是兵食益饶”。其后，李景隆兵败还朝，副都御使练子宁“执而数之朝，以哭请”，而黄子澄则以其“出师观望，怀二心”，哭请诛之以谢宗社、励将士，但建文帝终不问。建文四年六月，燕师渡江，李景隆与兵部尚书茹瑺等至燕军请和，不果。随后，燕军进屯金川门，而李景隆竟与驻守此处的谷王朱橞一起开门迎降，成为朱棣“靖难”的功臣之一。这也难怪朱棣在登基后会以“有默相事机功，增景隆禄一千石”了。
其时，从耿炳文和李景隆伐燕的还有郭英。郭英年十八即已随兄郭兴同事太祖朱元璋。明朝建立以后，郭兴以功封巩昌侯，郭英封武定侯。此外，郭英之妹为太祖宁妃，洪武中曾摄六宫事。而郭英之子郭镇，则为太祖永嘉公主驸马。太祖晚年，开国功臣已所剩无几，郭英是少数幸存者之一。燕兵起，郭英率军进屯真定，后又与李景隆、吴杰等合兵六十万，号称百万，于白沟河等处与燕军接战，但以“老迈退缩”，劳而无功。
在“靖难之役”中，与燕军作战更为有力的是宁国公主驸马梅殷。“靖难”兵起，梅殷为总兵官镇守淮安，“悉心防御，号令严明”。朱棣率燕军破何福，执平安之时，曾遣使以“进香”为名，假道于梅殷，遭到梅殷的严词痛斥。其后，燕兵渡江，朱棣即皇帝位，梅殷仍拥兵淮上。直至得宁国公主血书，才不得不返回京师。
徐达二子徐辉祖、徐增寿兄弟，也是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但在“靖难之役”中，他们的表现颇为分裂。徐辉祖是袭封魏国公，也是燕王妃徐氏之兄。“靖难”兵起，他率兵败燕师于齐眉山。白沟河一战，李景隆、郭英等部大溃，徐辉祖率军殿后，独全军而还。建文四年六月，燕兵已渡江，辉祖犹引兵力战。而徐增寿在“靖难”兵起之前先在建文帝前为燕王朱棣说项，其后又“数以京师虚实输于燕”。最后在燕师渡江之际，被建文帝斩于殿庑之下。
燕府仪宾袁容与李让在“靖难之役”中也有重要的表现。燕兵初起，容、让二人与燕世子朱高炽一起留守北平，“协心合力固守城池，奋弱为雄，驱逐敌旅，军民安堵”。在燕军与建文帝大将平安所部大战之时，建文帝更以李让之父留守左卫指挥同知李申为饵，诱使李让投降，遭到李让拒绝。建文帝遂杀李申，“籍其家，姻族皆坐死或徙边”。
从徐增寿以及袁容、李让等人在“靖难之役”中的表现来看，与皇室之间的婚姻关系显然对他们在关键时刻的政治选择起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也成为朱棣即位以后，开始调整宗室婚姻制度的重要动因。由明太祖朱元璋一手组建的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也即将面临大的变动。
四、联郭抑常——朱棣对朱徐常郭婚姻集团的调整
建文四年六月乙丑，朱棣率军入京师，屯金川门。在朱棣率部进城之前，皇室其他诸王及文武大臣已经上表劝进，并强调其“为太祖嫡嗣，德冠群伦，功在社稷，宜正天位”。入城以后，朱棣先往孝陵拜谒，在返回军营的途中便已升辇称万岁。而除了强调自己是太祖嫡子，朱棣还不忘强调他与自己的岳父、开国第一功臣徐达的关系。在正式即皇帝位后，他“举中山王以励将臣戚属者不一一”，并以中牢祭告中山王徐达。接下来，朱棣又派他的兄弟加连襟、以徐达三女为妃的安王朱楹祭告懿文太子，迁其主于陵园，并除其“兴宗孝康皇帝”尊号。至此，朱棣已经取得了“靖难之役”的完全胜利。
“靖难之役”以及此后的皇权更迭，表面上是由建文帝削藩所激起，而实际上则是洪武末年已经形成的君弱藩强的政治局面所导致，正所谓“削之亦反，不削亦反”。而若从家族史的视角来看，这一政治局面的形成，实际上又是由朱明皇室与徐达、常遇春、郭英等核心勋旧家族组成的婚姻集团内部力量对比的失衡而引起。最高统治权力从建文帝到朱棣的转移过程，实际上也是朱徐常郭这一婚姻集团内部朱徐系取代朱常系的过程。这一点，从此集团中各大家族成员在“靖难之役”中的表现便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朱棣对此自然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即位以后，他便立即着手对这一婚姻集团的内部关系进行调整。
朱棣的调整首先从自己“靖难”时的反对派开始，而懿文太子外戚耿炳文家族首当其冲。永乐元年，刑部尚书郑赐、都御史陈瑛劾耿炳文衣服器皿有龙凤纹，玉带用红鞓，僭妄不道，耿炳文惧而自杀。耿炳文之子、懿文太子江都公主驸马耿璿永乐初杜门称疾，但仍不免坐罪死。其弟耿、耿瑄也先后坐罪死。懿文太子一系的外戚，至此已几乎被扫荡净尽。
而懿文太子诸子，靖难之役后仍在世的吴王允熥、衡王允熞，永乐中俱被禁锢凤阳，先后卒。徐王允䐤亦因邸中失火而暴毙。懿文太子诸女中，长女江都公主永乐初被降为郡主，其后以忧卒。次女宜伦郡主，永乐十五年下嫁于礼。三女无考，四女南平郡主未嫁而薨。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中的朱常一系至此已经彻底坍塌。
为了尽快稳定自己的统治，在清算了耿炳文家族以后，朱棣又进一步笼络了以蜀王朱椿以及沐英家族为代表的朱常系的外围力量。蜀王椿不仅与懿文太子关系密切，更是娶了凉国公蓝玉之女为妃。而备受建文帝宠信的方孝孺，也曾被其礼聘为蜀王世子师。靖难之役后，蜀王与朱棣之间的互动颇可玩味。朱棣初即皇帝位，蜀王即数次来朝并进献荔枝等物，而朱棣也给予其极为优厚的赏赐，并赐宴、答书，予以褒奖。其后，朱椿同母弟谷王朱橞曾诈称朱椿子悦燇为建文帝，欲“谋不轨”，结果被朱椿告发。朱棣对蜀王此举大加赞赏，称其有“周公忠存王室之心”。
沐英家族的情况则更为复杂。沐氏久镇云南，靖难之役后，盛传建文帝已出亡云南，而朱棣亦派胡濙等人“往来云贵间，踪迹建文帝”。为了稳定西南地区局势并进一步笼络沐氏家族，朱棣决定与沐氏联姻。永乐元年六月，他将自己的女儿常宁公主嫁与沐英幼子沐昕，并令户部岁给沐昕禄米二千石。永乐九年十二月，又册沐晟之女为赵王朱高燧妃。至此，沐英家族与朱棣一系的关系更进一步，已变成了近乎完全的朱徐系。
西宁侯宋晟也是朱棣着力笼络的勋贵。宋晟为定远人，早年与父兄一起随太祖征战，父朝用、兄国兴皆积功至元帅。宋晟本人则自洪武十二年起，“四镇凉州，前后二十余年，威信著绝域”。但在“靖难之役”中，宋晟的长子宋瑄却作为建文帝府军右卫指挥使与燕军力战而亡。为了笼络宋晟家族，朱棣在登基的当年就以宋晟次子宋琥为自己的女儿安成公主的驸马。其时宋琥本已成婚，而宋晟竟令宋琥“出其妻而尚主”。永乐九年，朱棣又以宋琥弟宋瑛为咸宁公主驸马。咸宁公主以宋瑛貌寝，并不乐意。朱棣又亲自劝慰公主：“才足矣，何以貌为？”这场婚姻的政治目的也暴露无遗。
武定侯郭英家族是朱棣决定笼络的另外一支重要力量。早在太祖起兵之初，就已经与郭氏联姻。而郭英兄弟数人，皆为明朝开国立下过汗马功劳。虽然郭英曾在靖难之役中曾从耿炳文、李景隆等伐燕，但毕竟不是朱棣的坚决反对者。而且，郭英家族与徐达之叔都督同知徐成亦为儿女亲家。所以，朱棣以较为温和的手段对郭英家族进行了限制和笼络。靖难之役后，郭英被罢归第，永乐元年卒。朱棣仍褒赠其为营国公，谥威襄。不仅如此，永乐三年，朱棣还册郭英女为郢王朱栋妃。其后，又分别以郭英的两个孙女为皇太子朱高炽与汉王朱高煦的庶妃。郭英家族的外戚地位仍得以延续，而朱棣的皇位无疑也更加稳固了。其后，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郭英家族的地位也更加显赫。
至此，朱徐常郭婚姻集团的内部关系再调整已经基本结束。懿文太子与常遇春一系归于消灭，朱棣一系则与徐达、郭英家族进一步结合，甚至连蜀王朱椿、朱元璋养子沐英以及宋晟等与建文帝联系较为紧密的宗室和勋旧家族也被朱棣以赏赐褒奖和联姻等方式争取了过来，朱徐常郭婚姻集团已经变成了朱徐郭婚姻集团。
五、难以为继——朱徐郭婚姻集团的中绝
“靖难之役”后，朱棣选择与郭英、沐英等开国勋贵家族联姻，一方面延续了洪武初年的传统做法，另一方面也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基础。这对巩固永乐初年统治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经过此番调整，懿文太子女的婚配稍有降格，但朱棣诸子女又皆与勋贵联姻。而且，并无特别的证据表明朱棣有意改变洪武以来的联姻勋贵的传统。事实上，即便是朱棣本人，仍欲进一步加强与勋贵之间的联姻关系。永乐五年七月，在皇后徐氏去世后，他又欲将徐达幼女徐妙锦收入宫中。据明人黄景昉所撰《国史唯疑》载：
初仁孝后崩，上欲纳中山王季女为继。夫人辞，上曰：“夫人女不归朕，更择何等婿耶？后不敢受人聘，削发为尼，南京王姑庵其处也。”阅名山史季女名妙锦，宣德初犹存。张太后召入宮，礼如公主。宫中诧曰：“是薄皇后不为者。”品识殊高，闻颇鉴其姊代王妃就逮事。
朱棣此时已经贵为皇帝，但在徐皇后去世后仍欲纳其妹徐妙锦，所看重的应该是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家族的政治影响力。然而徐妙锦却鉴于其二姐代王妃在建文中被逮的遭遇而拒绝。由此也可以看出，皇室与勋贵联姻给各自家族成员带来的冲击之大。
此后，朱棣虽不再立皇后，但又在永乐七年册靖难功臣、已故河间忠武王张玉之女为贵妃。这样的安排仍维持了皇室与功臣联姻的传统，但也显示出朱明皇室与徐达家族之间的联姻已经难以为继。洪武以来所形成的朱徐常郭婚姻集团几经变动，终难免走入历史。
郭英家族与朱元璋家族的联姻有着更长的历史。自元末跟随朱元璋起兵以来，郭氏家族三代人中已有太祖贵妃一、太祖驸马一、辽简王妃一、郢靖王妃一。而在“靖难之役”后，郭英家族与朱棣一系的关系更进一步。明仁宗即位后，又再度成为仁宗外戚，郭氏家族的地位与权势也一时无两。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洪熙元年五月明仁宗朱高炽突然去世之后，仁宗贵妃郭氏竟以自缢殉葬，并获谥恭肃淑妃。郭氏为贵妃，位极尊，仅下皇后一等，不仅是开国勋臣之后，且生有三个皇子，依例可不必殉葬，但郭贵妃却又因何自缢呢?明人对此已有颇多猜测。明人徐学聚在其所撰《国朝典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洪熙元年五月，郭妃以中宫诞辰，邀过其宫上寿，上亦往。妃进巵于后，后不即饮。上曰：“尔又多疑耶”?遽取饮之。妃失色无及，俄而上崩，妃自缢死。时适雷。
这段记述带有一定的故事色彩。但自郭贵妃自缢之后，郭英家族与朱明皇室之间的联姻确实也走到了尽头。
仁宗同母弟汉王朱高煦的庶妃也是郭英的孙女，高煦自恃“靖难”时军功大，且与淇国公丘福、怀庆驸马王宁等交好，早在永乐时期就时时谋夺嫡。安成公主驸马宋琥与咸宁公主驸马宋瑛对此也持不同立场，“琥交通汉庶人，而瑛恪事东宫”。洪熙初，仁宗夺宋琥侯爵与宋瑛，收其名下田庄与咸宁公主，并禁宋琥、宋瑛兄弟往来。宣德元年八月，汉王朱高煦据其封地反。高煦又派亲信至京师，约旧功臣为内应，并向朝廷称“急缚奸臣夏原吉等来，徐议我所欲”。同样的叔侄争位，这几乎是二十多年前“靖难之役”的翻版了。但与当年建文帝的命将出征不同，宣宗选择了御驾亲征以安反侧，并很快平定了“高煦之叛”。
经历了“靖难之役”与“高煦之叛”,皇室与勋贵家族联姻的弊端也暴露无遗。此时的朱明皇室继续联姻勋贵既无必要，又弊大于利，此前已实行了两代人的宗室婚配政策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其实，仁宗张皇后便是起自民间。洪武中被册封为燕世子妃，永乐二年，又被封为皇太子妃。其时已可看出后妃渐选自民间的倾向，只不过朱棣在“靖难之役”后出于巩固政权的现实需要，再次联姻勋贵，才将这一过程向后推迟了二十多年。
宣德以降，朱明皇室成员的婚配制度便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而其种种设施又几乎都是针对“靖难之役”与“高煦之叛”中所反映出来的弊端。宣德元年，宣宗下令“汉府亲戚不许选京官”，又规定“今后王国婚姻，须令于附近文武官员及军民之家选取”。宣德二年所册诸藩王妃如广灵王妃、靖江王妃等，皆为其封地所在的地方武官女。宣宗近支诸王所选妃亦皆兵马指挥之女。而所谓“兵马指挥”，不过是正六品的较低阶武官，为王妃父无官者所授职衔，仅食禄而不任事。此外，宣德中嘉兴公主、清河公主、真定公主等所择驸马亦为文官之子或地方武官之子。洪武初年皇室与开国勋贵之间相互联姻，甚至一门之内数女为王妃、数子尚公主的盛景已经难得一见了。
宣宗本人也同样以平民为后。他先后册立过恭让皇后胡氏与孝恭皇后孙氏两个皇后。胡氏为济宁人，永乐十五年册为皇太孙妃，宣宗即位后为皇后。宣德三年(1428),宣宗以胡氏未有子，又善病，令其上表辞位，并改立贵妃孙氏为皇后。孙氏为邹平人，幼有美色，因其父孙忠为永城县主簿，遂经仁宗张皇后母彭城伯夫人之荐而入宫。初为嫔，宣宗即位后为贵妃。胡后废，遂为皇后。
此后，英、景、宪诸帝皇后皆出自势单力薄的平民之家，明初以来由太祖朱元璋亲自打造，对洪武至宣德六十多年间的政局产生重要影响的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也就此成为绝唱。
六、结 语
对皇室与贵族之间的集团婚姻进行研究的例子并不鲜见。陈寅恪在其名篇《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中就曾提出，自唐高宗至玄宗末世历百年有余，但其最高统治者的递嬗轮转，分歧混合，虽有先后成败之不同，但可视为一牢固之复合团体，“李、武为其核心，韦、杨助之黏合，宰制百年之世局”。明初朱明皇室与徐达、常遇春、郭英等功臣家族之间的联姻当然与此有着很大的不同，却也同样带有一定的集团性，并对明初从洪武至宣德间长达六十余年的政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蓝玉党案、“靖难之役”以及明代宗室婚配制度的变迁等，都与这一婚姻集团的内部变动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不仅显示出明初政治的复杂性，也显示出婚姻集团的研究范式，对明初政治史的研究同样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靖难之役”是明初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不但使明代皇权的传承从懿文太子一系转移到朱棣一系，还使明初的内外政策、宗室婚配制度等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在“靖难之役”中，除了朱棣与建文帝叔侄二人，直接交战或在其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不少人物如宁国公主驸马梅殷、曹国公李景隆、魏国公徐辉祖、左都督徐增寿等也都是双方的至亲。而在“靖难之役”后，他们各自的命运也因自己之前的立场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如在燕兵渡江后，“犹引兵力战”的魏国公徐辉祖，在“靖难之役”后被削爵幽禁而死。徐辉祖的胞弟、曾“数以京师虚实输于燕”的左都督徐增寿，在朱棣率军渡江之际被建文帝斩杀。而朱棣在登基后即追封其为定国公，并以其子嗣爵。至于曹国公李景隆，先为建文帝的征燕大将军，在燕兵渡江后又开金川门迎降，摇身一变为朱棣的“靖难”功臣。如果进一步扩大视野，除了前述诸人，朱元璋诸子以及耿炳文、郭英等明初重臣在“靖难之役”后也有类似的遭遇或转变。而他们与建文帝及朱棣之间，也同样有着复杂的血缘及政治纠葛。这种关联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朝开国之前，而所涉及的不仅有徐达、常遇春等在“靖难之役”前就已经去世的开国元勋，还有徐达幼女徐妙锦、沐英幼子沐昕等至正统、景泰中仍健在的皇亲国戚。从明初朱徐常郭婚姻集团形成与变化的角度，对“靖难之役”进行考察，就成了一个必要的视角。
燕王朱棣凭借其强大实力，不仅在皇室内部取得了对建文帝的绝对优势，更在“靖难之役”中取得了对建文帝的军事胜利。若从家族史的视角来看，这一政治局面的形成，实际上是由朱明皇室与徐达、常遇春、郭英等勋旧家族所组成的婚姻集团内部力量对比的失衡而引起。最高统治权力从建文帝到朱棣的转移过程，实际上也是朱徐常郭这一婚姻集团内部朱徐系取代朱常系的过程，血缘亲情的因素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有鉴于此，朱棣在登上皇位以后便开始了对朱徐常郭婚姻集团内部关系的调整。懿文太子诸子女及耿炳文诸子在他的打压之下先后去世，朱常一系的核心力量归于消灭。而朱棣又通过赏赐以及联姻等方式对蜀王朱椿、沐英、宋晟、郭英等与建文帝联系较为密切的宗室和勋旧成员进行笼络，将他们从朱常一系变成了近乎完全的朱徐系。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一变而为朱徐郭婚姻集团。永乐中，随着朱棣皇后徐氏的去世，朱明皇室与徐达家族的联姻也渐渐不可持续。到了仁宗时期，由于仁宗的暴崩以及郭贵妃的自缢殉葬，皇室与郭英家族的联姻也走到了尽头。宣德年间，鉴于“靖难之役”及“高煦之叛”中所暴露出来的联姻勋贵的弊端，宣宗开始有意地限制宗室与勋贵家族之间的联姻。而自明初以来，由朱元璋亲手打造，对洪武至宣德间六十余年政局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也就此淡出了历史舞台。
（作者杨艳秋，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李肖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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