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记载：1915年5月7日，“下午三时，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九日下午六时前答复以解决中日间‘悬案’为名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九日，袁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为揭露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修正案，一师学生集资编印了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几篇文章和资料，题为《明耻篇》。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些文章和资料，并作批注，在封面上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便是《四言诗?〈明耻篇〉题志》，该诗最早见于1977年5月7日《文汇报》杨开智《粪土当年万户侯――毛主席青年时期革命实践的片断》一文。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一幅毛泽东诗词手迹，也是毛泽东以诗词方式的第一次政治发声。

金榜题名师范生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创建于1903年，始称湖南师范馆。同年11月，与当时尚存的长沙城南书院（创建于宋代，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曾在此讲学，同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只有一江之隔）合并为湖南全省师范学堂。1904年改名为中路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中路师范学堂改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1914年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第一师范学校，更名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13年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发出的一则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毕业后即可担任教师的招生广告，引起毛泽东的兴趣。毛泽东权衡再三，觉得自己将来还是最适合当教师。于是，他和两个好友一起投考，结果三人都被录取。四师校长陈夙荒看到毛泽东的作文试卷后，感慨地说：“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 （高菊村、刘胜生、陈峰、唐振南、田余粮著：《青年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第57页。） 他以第一名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四师是春季开学，一师是秋季开学，因此他重读了半年预科。

湖南一师的规模、教师力量和设备，都是毛泽东以往所读过的几所学校无法比拟的。当时，第一师范校长为孔昭绶。他于1910年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后，曾留学日本，1912年8月学成回国，任第一师范校长。1914年1月，因发表反对袁世凯的檄文，湖南都督北洋军阀汤芗铭派一营兵力包围一师捉拿他，幸先得信，化装后从学校侧门逃出，旋即东渡日本。1916年9月回国，恰谭延�第二次督湘，再度任命其为一师校长。他前后两任一师校长期间，忠实地贯彻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法令，对学校教育教学进行了全面改革。

孔昭绶坚持“有治人然后有法治，然无治法未必有治人”的主张，一上任即调整教职员队伍，全面修订学校章程；重新聘任反汤芗铭统治而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如方维夏、王季范、徐特立、杨昌济、易培基、袁仲谦、黎锦熙等。湖南一师以“知耻、爱国、公诚、勤俭”为校训，一师的校歌歌词唱道：“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才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校章规定的教育方针“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各种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很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第2版，第18页。）

当时湖南一师的《招生广告》写道：“国家之盛衰视人才，人才之消长视教育，教育之良窳视师范。师范者，教育之教育，固陶铸国民之模范，造就青年中国之渊泉也。” （高菊村、刘胜生、陈峰、唐振南、田余粮著：《青年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第58-59页。）

与毛泽东差不多同时，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也纷纷考入第一师范，其中有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罗学瓒、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萧子璋等。本来已是秀才，比毛泽东大十七岁的何叔衡，也一起考了进来。在当时的湖南，一师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

从1913年春入学，到1918年6月毕业，毛泽东在一师学习了五年半，成为他平生读书最久的学校。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十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的思想随着新旧交替的时代前进，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几十年后，他曾对斯诺说：“我在师范学校读了五年书，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诱惑。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东方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135页。）

家事国事天下事

1912年秋天，毛泽东曾每日到长沙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半年。在这个图书馆大厅的墙上，悬挂着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给了他强烈的心灵震撼：这个山村青年，原以为湘潭县很大，湖南省大得了不得，中国更是大得可称为天下。谁知从地图上看来，中国只是一小块，湖南更小，湘潭县连影子也找不到。这使他觉得世界上的事、中国的事是太值得研究了，而读报成为他了解时事、世事的重要手段。

辛亥革命后，毛泽东参加驻长沙的起义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一名列兵。在当兵期间，他除了接受军事训练外，把每月七元的军饷大多用来订阅报纸和购买书籍，了解时事政治。他读报读得十分认真，以后成为他一生的习惯。有一天，他从《湘汉新闻》上读到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第2版，第13页。）

进入一师学习后，毛泽东更是广泛阅读省内外各种报刊。他回忆说：“我在长沙示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160块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东方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141页。）

他除了自己订阅报刊和到学校阅报室阅览外，还经常向人借阅报刊。他看报纸杂志也与众不同，常常随身带着地图、字典和笔记本。根据报刊内容提到的地名，看看地图，疑难字查查字典，凡重要消息、文章、资料，不论长短，必定从头至尾看完，并作出摘记，写上心得。对于自己订的报纸，还将其重要资料剪下来，积久便装订成册。有时他还在报纸的空白边上，写上报文中的主要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等地理名称，并注出英文。同学们觉得奇怪，问他为何这样做，他回答说，这是一举三得，既明了了时事，又熟悉了地理，还可学习英文。

正因为如此，面对当时那复杂多变的局势，人们一般都议论纷纷，常常困惑不解，然而他却看得清楚，而且还能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分析得鞭辟入里。因此，被同学们誉为“时事通”。大家有什么不明了的问题，就找他。一些很难琢磨的问题，经他一分析很快就能解决。萧三回忆说：“有一个星期天，我从街上回学校，恰好和他走在一起。我们边走边谈，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形势……他的话有时间、有地点，有充分的根据，使我听了又钦佩、又惭愧。同样天天看报，他分析得那样透彻清楚，我却一点也说不出。” （高菊村、刘胜生、陈峰、唐振南、田余粮著：《青年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第85页。）

当毛泽东进入一师时，中国正处于令人难熬和困惑的沉闷岁月。皇朝变成了共和，中国却并未由此获得新生。人们在革命前所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没有到来。相反，国内连年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紧，国际上“协约”“同盟”两大帝国主义集团正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又演出复辟闹剧，各路军阀的割据混战愈演愈烈。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毛泽东自然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动荡风云，这就更加深了他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就是《四言诗?〈明耻篇〉题志》的宏观背景。

何以报仇在学子

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5月7日，日本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签订“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的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二、三部分是要求控制中国的山东、东北三省南部和内蒙古东部，控制当时中国最大的包括铁矿、煤矿和钢厂在内的重工业企业汉冶萍公司；第四部分是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港湾和岛屿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部分是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共同训练警察和合办军械厂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8页。） 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于5月9日悍然接受了除个别条款外的全部要求。消息传出，举国愤慨。

对于这一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事件，一师学生义愤填膺，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明耻篇》辑有7篇文章和一个附件。文章为：（一）救国刍言；（二）中日交涉之前后状况；（三）已签字之中日新约及交换照会；（四）请看日本前此计灭朝鲜之榜样；（五）日本祸我中国数十年来之回顾；（六）高丽亡国后归并日本之惨酷情形；（七）越南亡国惨状略述。附件为：中日贸易出入额之比较。书中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灭亡朝鲜，法国灭亡越南以及袁世凯卖国的罪行；并陈述了救国方法，力图唤起人们不忘国耻，奋起拯救民族危机。

毛泽东阅读《明耻篇》时，加了许多圈点和着重号，并在多处写有批语。在该书的目次第二、三、四、五和附件的篇名上方，毛泽东均画了圈，并写有“圈出五篇为最要紧者，其余不阅可也”。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1920）》，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11页。） 《四言诗・〈明耻篇〉题志》是毛泽东的即兴感怀之作。

“四言诗”是四言古诗的简称。它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早形成的一种诗体，《诗经》中作品大多是四言。汉以后，格调稍变；南朝宋齐以后，作者渐少。四言诗每句四字，句数不限；首句可押韵，也可不押韵，偶句必须押韵，可换韵；不讲平仄，也不讲对仗。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 首句即写出国耻事件发生的时间，紧接着用“奇耻”二字说明事件的性质。五月七日，是民国以来极大的国耻。民国：“中华民国”的简称，从1912年开始，至1949年终，当时为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统治。袁世凯不仅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而且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卖国求荣。这件事是对“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奇”字点出了事件的严重性，力透纸背。如此屈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一问一答，直截了当，简洁有力，冲天忧愤，报国大志，骤涌笔端。如何报仇雪恨？只有莘莘学子奋发起来，拯救祖国。直抒胸臆是这首诗最突出的特点。这是作者在当时的时代环境和政治背景下的思想认识。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的认识则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55页。）

《四言诗?〈明耻篇〉题志》语言简练，铿锵有力，表达了毛泽东作为时代学子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事隔20年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使得经过那时的卖国头子袁世凯签了字的对日屈服投降的二十一条，不得不宣告无效。”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页。）

（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副院长、一级巡视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

（来源：《中国青年》杂志，2023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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