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陛下，这是一场大革命！」

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攻陷了巴士底监狱。第二天凌晨2点钟，王宫的一位高级官员叫醒了熟睡中的路易十六。

国王大喊道：这是一次严重的叛乱！

这位官员回答说：不，陛下，这是一场大革命。

攻陷巴士底监狱并非是为了营救某个重要人物，而是一次意义大于本身的象征性活动。

实际上，此时监狱里关押的不过是些无关轻重的小人物，对参与行动的人们来说，几乎没有营救的必要。但是在民众看来，巴士底是几个世纪以来暴君与专治的象征，占领它，意味着对一种社会制度彻底决裂，攻陷它，即便不是最合适的，至少也是最应景的。

于是一群人高举着那个被征服的城堡的钥匙游行与街道上，向路易十四的那句「朕即国家」发出积郁已久的挑衅。

「叛乱」与「革命」，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显示出国王和贵族对事态判断的微妙差异，国王最终不得不认可后一种说法，也在事件描述上为1789——1795年的革命定了性。

更深层面上，「革命」的说法，也反映出了启蒙运动以后，民众对法律、对政府的认知变化。

如果引用阿克顿勋爵的概括，就是：

法律不再是发号施令的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之体现，而是服从命令的国民的意志之体现。

阿克顿在叙述这场革命时，其最深刻的见解莫过于将之还原为一场惨烈的重建，一次最初基于高贵的理性和激情、最终也毁于理性和激情的重建尝试。

诚然，大革命破坏了很多东西。风俗，制度，旧的秩序，旧的契约，并伴随着无尽鲜血与恐怖独裁。然而剥去这些表象之后却能看到，民众甚至特权阶层，都是在抱着极高尚的激情来做这些事情的。

有句话讲，胜利属于那些不介意用鲜血染污双手的理想主义者，反过来讲，当理想主义者用鲜血染污双手时，却未必总能取得胜利。但是就功利角度而言的失败，有时反而更加凸显实践本身的庄严与悲剧色彩。

作为第一个需要为这场革命负责的人，路易十六没有比他的祖先更加冷酷残暴，恰恰相反，国王一向是个仁慈的人，改革的初衷不止为解决财政问题，亦是希望借此环节平民的负担。甚至当主权在民已成为时代共识的情况下，这场大革命最初不乏社会上层的主动推进，。

可惜的是，无论君主的德性，还是美好的愿望与高度的共识，都并没有把社会制度推向更加稳固的境地，反而直接促成了大厦的倒塌。

为什么？

有关大革命的文献几乎都意识到，早在这场剧变发生之前，自由、民主的概念就已经开始广泛萌芽，上至君主，下至平民，皆对陈旧的制度深感厌恶。占据大量财富和土地而又免于纳税的特权阶层，成为君王与平民共同的眼中钉肉中刺，而这些阶层所赖以存在的风俗、制度、契约，也由此显得丑陋不堪。

托克维尔评价说：摧毁一部分旧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但摧毁的进程却并未带来当初的期许。

国王早大力推动，放纵默许，乃至于懦弱无为，令摧毁旧制度变成了一种传递至全社会的激情狂欢，也让人们忽略或者低估了割裂旧制度所产生的恶劣后果。

于是事后人们恍然发现，并非只有特权阶层深深仰赖着旧的制度，平民同样无法短时间内和沿袭几百年的旧制度迅速撇清关系。

但是出于对理性的自信，人们却坚信自己不仅可以打破一切，更有能力重建一切。

于是乎，阿克顿勋爵描述道，正是在民众们欲图重建更好的制度的路上，才发生了这场破坏力空前的革命，阴谋家与恶棍充斥其间，国家一度沦为失控的杀人机器……

《法国大革命讲稿》这一经典著作，是阿克顿勋爵在剑桥大学的授课讲稿。全书叙述充满激情，观点深刻不时有妙语迭出，常令人穿透历史的迷雾而反思当下。这本讲稿后来被汇集为22章，大体按系年顺序，叙述则近似纪事本末，以事件为中心，独立篇章讲独立事件。各标题虽系编者后加，往往能切中主题。这使得读者能从不同事件的角度，还原历史的发生现场。

关于作者，阿克顿勋爵是著名的自由主义大师，那句流传度颇高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正是出自他的《自由与权力》。

而权力和自由，实际上也是法国大革命绕不开的两个核心话题。

这场肇始于还政于民，却终结于恐怖独裁的大洗礼，说到底不过是为了解决如下问题：

打碎宗教的束缚之后，民众究竟会去向何处；在前人反复称颂的理性之光的照耀下，真的可以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吗？

「国王已走上通往断头台之路」

三级会议的召开是大革命的起源，会议的目的则是旨在解决国王的财政赤字问题。

如果拿中国民间的历史叙述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这场革命事件或许也可以称为是「乱自上起」。

教士、贵族等特权阶层占据着国家将近一半的财产，却无益于国家税收，同时他们还垄断荣誉和名望，拒绝给迅速兴起、并支撑财政收入的中产阶层以应得的荣誉，对阶层上升的大门严防死守。

于是当启蒙思想传播开来后，人们开始质疑，基于约定俗成、风俗习惯而形成的法律及财富分配方式，真的合理吗？

觉醒与戾气同时并进，财政拮据的状况激发了国王改革的愿望，当国王终于要以财政平等的名义拿特权阶层开刀时，他们的寄生色彩也变得分外耀眼。

人们来不及、或者因为过于自信而低估了一个问题的重要性：这些看似社会赘瘤的特权阶层，即便到了1789年也是自有其存在意义的，而他们所蕴含的破坏能量，又远非这两个阶层看起来的那么腐朽。

无论如何，路易十六决定开始向他的盟友施压，并且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义无反顾。召开三级会议这一行为，实际上就是挟持民意以引发贵族与教士阶层的恐惧，然后乖乖补上此前空缺的纳税义务。而当这个利益分配的问题触及到制度层面时，被唤醒的民众看到了旧制度的破绽，看到了陋俗的难以忍受，尤其看到几个世纪以来特权阶层们积累的原罪。

对于贵族们来说，这个讯号的实际意义则是：国王要抛弃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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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大革命固然带有阶级报复的色彩，但并不意着味它在实际行进中真就彻底变成了一股暴戾的激情。实际上，除了被激发出的阶级仇恨之外，对旧制度的憎恶还源自于高尚的情操，源于对更美好世界的坚信。大西洋彼岸，美国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法国政府与有力焉。一个政府既然如此慷慨地投入到其他民族的解放事业，其自身民众的解放又能拖延几何？于是，这进一步敦促法国的民众、甚至包括政府，汲汲投身于自己的解放事业。

重新制定一部法律，按照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多少进行利益分配，剔除那些「古来如此」的陈规陋习，令法国人民亦得享有美国、或者英国民众所享有的那种无国界的自由和权力。有好的范本可资借鉴，有巨大的危机截断后路，变革实为大势所趋。

然而历史从来不会正道直行，当卢梭和孟德斯鸠的信徒们致力于开拓一个新世界的时候，钟摆也在不知不觉间游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对人类理性的极端崇拜。

因此大革命对宗教阶层的处理态度，并非只是个单纯的利益分配问题，它还涉及如何看待上帝，以及如何搁置对宗教的不同阐述而平等地看待个人的信仰。

就最极端的角度讲，时人认为公民有权力也有能力自由处置个人信仰，对此他人无可置喙。这种态度从根本上动摇了彼时宗教形态的存在基石。

三级会议早期，作为决定天平倾向方向重要砝码的路易十六，原本可以大有作为、自如收放，在选择将来制度方面充分发挥国王的能动性，但是他长期冷眼旁观，听任事态不断扩大。他对民意的放纵尺度之大，令今日的我们回过头看这段历史时，甚至很难分辨国王是因为不能洞察局势而失去主动权，还是其本人已经对旧制度、甚至是君主制彻底失去了信心。

会议期间，出于笼络民众（不排除亦有变革制度的驱动）的需要，国王对他的平民盟友们空前之慷慨，三级会议被赋予空前的权力，「以至于没有什么保留给国王了」。

国王的权力被暂时中止了，换句话讲，路易十六已经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押在了民意、压在了变革的巨轮上了。

在特权阶层看来，国王的让步显得匪夷所思。这已经不是分割蛋糕的问题，而是他们被国王抛弃了。对国王而言，亲近平民，实际上也意味着君主与平民之间再无缓冲地带，不考虑贵族们为求生存的拼死一搏，单是路易与平民的博弈也变得险象环生：

后续谈判中，平民的要求一旦得不到满足，国王将变成真正的孤家寡人。而这场变革究竟驶向何方，也会变成底层民意的激情纵恣。启蒙运动带来的理性光辉能否照耀人类的前路？这将得到最全面最彻底的实验

区别在于，被实验的对象是人，不是猴子。

于是，当国王列席的会场中，有人不避嫌疑地抛出「站在这里的是全体的国民，它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这样的言论时，颇具先见之明的米拉波就已看到了93年断头台上等着路易十六的绞索：

「国王已走上断头台之路。」

大革命是民意与民情的试验场，英国的君主制与美国的联邦制自始至终被视为典范，而对于政治家来说，最妥当的办法无疑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如此不止是激起底层民怨却不容忽视的特权阶层们能得到妥善安置，君主亦有望得到一个更有效率、财政状况更好的政府。

然而，类似设想最关键的一环仍旧在于国王，路易十六的懦弱、犹疑令他难当大任。正如内克尔所言：你可以把你的理念借给一个人，但是你不能把你的意志力也借给他。

路易十六的软弱性格，致使他召唤出民意这头巨兽之后，注定将被时代所抛弃。于是不止他自己难脱被毁灭的命运，任何心存君主立宪想法的政治家也注定要功败垂成。

新制度的重建工作，变成了理性崇拜的试验场，并最终召唤出一个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而那些暂时淡出了的，实际上也不会变成「过去」了。

「那你先把上帝还给我」

当第三阶层否定了贵族与教士们的存在价值，并开始社会的重建工作时，贵族与教士们注定不会善罢甘休。

以王后为代表的旧势力，从未放弃恢复旧制度的可能性，而国王在直面沸腾的平民之后也开始动摇，他还是倒向了贵族一边，但是已经不能被旧时的盟友们信赖了，他选择了旧制度，他在自己激发出的民意前退缩，他注定要跟落后的制度一起惨遭埋葬。

三级会议是路易十六挟民意以自重的尝试，对于贵族而言，勾结国外势力则是欲图唤起平民的恐惧。而当时的共识是，民众做什么都是对的，都是被允许的，已经难逃赘瘤、腐朽之讥的贵族们又选择如此伎俩，当然无异于玩火自焚，平民们被激起高尚的爱国情操，以及对自由事业更加高涨的热情，而贵族们的行为则让自己看起来更像是国家公敌。

路易十六被处死是因其若有若无的叛国行径，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的身份。就此而言，绞死一个国王，其意义正与攻陷巴士底监狱相仿佛。追求自由解放的事业，亦需要此类带着残酷幽默感的仪式化行为，这也注定了，大革命的队伍中必然少不了恶棍、罪犯、杀人犯、刽子手的身影。

或许，从1793年1月21日处死路易十六那一刻起，革命的毁灭性一面就取得了转折性的扩大。钟摆荡回来了，理性崇拜急速升温，同时亦开始否定自身。

旺代的起义不止源自对共和国政府的恐怖政策、苛刻的兵役制度的反弹，亦是乡镇农民们骤然失去旧制度后的迷茫与恐慌。他们为国王的遭遇而义愤，对教会发生的新变化无所适从，于是当有杰出之士起于庶众、并赋予他们的事业以明确的方向时，那些共和国力图打破的一切，仿佛又新生出不可抗拒的号召力。阿克顿在书中记载了一段颇耐玩味的事迹：

有一个旺代人被包围了，政府军要求他放下武器，他回答说：那先把上帝还给我！

巴黎市民与外省乡镇农民的民情差异，产生了对改革不同的迫切程度，而之后共和国的重建尝试被一个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导向了流血与独裁时，其所引发的混乱与人人自危也令人们对旧制度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当大革命已发展到此种情态，理性变成了盲目，激情变成了狂欢，缺乏制衡的民意变成了阴谋家随意玩弄玷污的城头大王旗。这场始于理想却终于阴谋的伟大尝试，未必会令理性染尘，却足以显示谦逊的必要。